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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心中, 那难以磨灭的记忆 ——山东赴青海知青大回城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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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2 15:40: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魏兆基 于 2018-11-7 14:19 编辑

前   言
       青春是一阵风,我们曾在风里走得很远很远,青春是一场雨,落下的是我们的赤诚,流走的是我们的情感。当我们接受“知青”这个称呼的时候,也就接受了一份沉重的历史使命,这份沉重使我们常常想起那块多情的土地,难以忘怀那段蹉跎的岁月。
知青上山下乡,支援边疆,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原因,虽然它已经成为过去,然而作为现实它必定是整整一代热血青年谱写的一页历史。无数的知青,把他们对祖国最深沉的爱,把他们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那一片土地,用自己的汗水和足迹谱写了一曲曲慷慨悲壮的青春颂歌!
      当年的知青,如今已不再年轻,岁月悄然流逝,然而许许多多过去的,现在的,伤感的,坚定的情怀和思绪依然在我们的回忆里传递和蔓延。
      收集、整理和编辑回忆录,是我们青海知青共同的愿望,为了长久地留住我们的记忆,把我们的人生感悟传承下去,应广大战友的要求,经征得本书作者的同意,特发此文。愿此书能留下一份凝重的历史思考和珍贵的知青文化。
       李洪庆战友的《心中,那难以磨灭的记忆》——山东赴青海知青大回城内幕,是一部很沉重的书,富有血肉内容。作者曾是亲历者。由于"心中难以磨灭"回忆叙述了这段历史的情节和过程。真实、可靠、有说服力,可以说是青海知青血泪与悲壮的真实记录。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上访"曾被"冷冻",对这段历史在青海知青众多出版书籍中均未触及,也有多种版本的说法,褒贬不一。今天看来,苏德宽们为九七年前后的人生经历以及上访团群体为维护广大知青权益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应该给予肯定……。青海知青的生活轨迹还在延伸,追踪反映他们生命历程的知青纪实与知青文学必将延续!一部完整的青海知青史定会有人来整合!
      在此还要特别鸣谢魏忠勇先生给予本书的支持和帮助,感谢谭泽和《曾经昆仑》的编委们,“老苏其人”是个突破、认可和敬意。这份知青情结将和本书一起永远融入青海知青的心中。


                                                              ~知青大回城受益者魏兆基.

点评

海!外直播 t.cn/RxlBLRP 禁闻视频 t.cn/RJvO78a 小人都想扮成君子,可见君子是受人尊重的;荡妇也想装成淑女,可见淑女是受人喜爱的;现在连朝鲜都想炫耀自己民主,可见...  发表于 2018-11-9 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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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2 15:43:11 | 显示全部楼层
作者简介
                               李洪庆,青岛九中初中毕业,1965年10月赴青海农建师,时年17岁。先后在工程团二连、师部勘测设计队、大格勒四团机务连工作。1979年12月到青海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1987年通过参加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获大专文凭,晋升为工程师。1991年调青岛华侨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任办公室主任兼法律顾问,先后任:
青岛侨乡大酒店总经理,
青岛华侨国际贸易公司总经理等职。
1.jpg
书名:心中,那难以磨灭的记忆
—山东赴青海知青大回城内幕
作者:李洪庆
编审:魏忠勇
出牍日期:2016年10月8日青岛(上篇)
2018年8月18日青岛(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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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2 15:47:5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魏兆基 于 2018-11-2 15:50 编辑

                                                                           心中,
那难以磨灭的记忆
——山东赴青海知青大回城内幕
(上  篇)


李洪庆


目 录
序言  悲壮的抗争……魏忠勇
前言……………………………………………………………………9
(一)引子……………………………………………………………13
(二)我选中了………………………………………………………17
(三)投身文革………………………………………………………20
(四)营救冀春光………………………………………………………26
(五)风雲突变…………………………………………………………31
(六)艰辛的岁月………………………………………………………34
(七)又见苏德宽………………………………………………………41
(八)难忘的耻辱………………………………………………………43
(九)默契与共识………………………………………………………45
(十)题外的话……………………………………………………………50
(十一)峰回路转………………………………………………………55
(十二)第一次交锋………………………………………………………60
(十三)领导接见…………………………………………………………62
(十四)进入僵持…………………………………………………………67
(十五)成果初见………………………………………………………70
(十六)发现中计………………………………………………………73
(十七)出了内鬼………………………………………………………76
(十八)内部整合………………………………………………………78
(十九)艰难的抉择……………………………………………………82
(二十)上街游行………………………………………………………85
(二十一)21条口号………………………………………………………88
(二十二)再次失信……………………………………………………92
(二十三)焦急等待……………………………………………………95
(二十四)他山之石………………………………………………………98
(二十五)省委静坐……………………………………………………100
(二十六)胜果已现……………………………………………………105
(二十七)出现分岐……………………………………………………110
(二十八)政治事件……………………………………………………116
(二十九)大分配………………………………………………………118
(三十)历史的必然……………………………………………………122
(三十一)后话…………………………………………………………124
(三十二)再版补遗……………………………………………………128
附:痛悼苏德宽战友……………………………………………………131
后记………………………………………………………………………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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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2 15:49:05 | 显示全部楼层
序 言
悲壮的抗争
魏忠勇
1979年初在青海的山东知青上访闹得最厉害的时候,我正在格尔木市政府工作,妻子在农建师师部商场上班。虽然没有亲历,但作为同情和支持者,我一直在暗暗为他们加油鼓劲。妻子于1983年11月算最后一批撤离格尔木的知青,回到阔别17年的青岛,也为我以后调回青岛做了铺垫。因此可以说,我同样是知青大回城的受益者。
李洪庆几次无意中讲起那段历史,触动了我的记忆。我动员他写出来,主要是写那段促成山东赴青海知青大回城的上访内幕,也就是在我的鼓励下,他才开始动笔的。
其实,山东赴青海知青大回城的情况,我和卞奎在2001年的《梦落高原》一书中写到过,当时卞奎采访了不少人,包括在济南定居的知青上访团最活跃的骨干成员时文。尽管我们尽其所能想全面描述那段历史,但作为一本书的一个章节,是很难做的周全的。后来看了不少知青的回忆文章,很少有人提到这段历史,即使提到也是只言片语,很让人遗憾。
知青大回城是一段极其悲壮的抗争,是知青人生历程中最珍贵的镜头。它理应是知青记忆中的闪光点。它不但可歌可泣,震撼人心,且富有传奇。我们有义务和责任把这段历史告诉我们的后代,告诉他们,我们是怎样去青海的,又是怎样得已举家回迁的。
前不久,我看了余杰写得《青海知青大返城纪实》,文字干净利索,很有可读性。但不是亲历,缺点厚重感。真正想或者能触及这个题目的人不多,这需要一种勇气和胆识。
李洪庆的初稿拿出来后,我又让他补充一下个人的情况,与后来所以能积极投身知青上访的内容相衔接,结果越加越多,变成了一篇纪实。说是纪实,却缺了点文学味。但他提供的材料却是极其宝贵的,几十年了,还保留着当时上访的部分日记和会议记录,可见李洪庆是个有心人。这篇纪实较为全面地揭示了大回城的起因、上访团的抗争过程,是一篇难能可贵的史料。
李洪庆的这个纪实,是以自己为主角展开的,中间很多章节相当生动。但有的章节写的过程较多,细节显得太少,尤其是很少触及连队生活。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缺乏一定的深度。更缺乏的是整个上访团的活动与连队知青群体的互动。这也许有点求全责备,眼高手低,请李洪庆包涵。
李洪庆是个认真的人,书中他写的许多事都能体现出来,但他又是一个被时代扭曲的人,那些矛盾的、反差极大的行为在他身上出现多次。很让人感到莫明其妙,也看出他灵魂的挣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谁没有过这种类似的痛苦的煎熬?
每个人的视野和对事物的认识都是有差别的,如果类似的纪实由孔庆年或者是苏德宽来写,或许会站在另一个层次上,另一个视野上,但“如果”是不成立的。所以说,李洪庆写的这个大回城内幕,也是至今唯一的比较详细的“内幕”,值得每一个山东知青为之细品。
李洪庆的经历也告诉那些专门研究知青的学者和专家,上山下乡是自愿还是不自愿,我们无法跳出那个时代来看问题,把当年的知青当成一批被时代愚弄的“傻帽”,显然有点历史虚无主义。
知青中的部分幸运者虽然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由于教育中出现的难以弥补的断裂,以及过早地涉足社会与政治,使他们在科学技术方面鲜有成就,虽然有的当上了专家教授、记者和作家,或者成为企业经理。然而就这一代人应该给国家和社会所做的贡献来讲,是大打折扣的。
这些掌握着话语权的精英人物,不少较早地离开了青海农建师,也有的是在农建师找到了较为满意的工作岗位,而明哲保身地躲在一边看热闹,有的人压根就不相信大回城能真的会成为现实,因而甘当旁观者。而处在上访第一线的中坚力量多是农业连队和较偏远连队的最低层的知青。因为生活的艰苦,他们的“革命性”也最强。这也是轰轰烈烈的山东赴青海知青大返城,被掌握着话语权的所谓精英们冷落的原因。。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再说一个几乎所有山东赴青海知青都在回避的一个问题。
不错,这批知青都是文化大革命前去的,没有参加过红卫兵,也没有参与过批斗学校老师,破四旧、砸文物等疯狂行为。但毕竟是喝“狼奶”长大的,“阶级斗争”、“知识无用”、“革命的螺丝钉”等教育已渗透到骨子里,红宝书的语录、样板戏的歌词的熏陶更是现学现用,加上在个别知青身上存在的邪恶的东西,包括痞子之气,在这片广阔天地里却得到了滋生,偷杀偷卖少数民族牲畜、打架斗殴、偷鸡摸狗等事干了不少。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多数知青都参加了群众组织,参与过派性斗争。高喊着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而奋身投入运动,以表现自己的革命豪情。
     现在想想,有什么东西能万岁?别说人,事物都是千变万化的,那有万岁一说?
连队最早批斗的一批反革命、坏分子,基本都是知青在阶级斗争和“告密文化”的熏陶下的牺牲品。我特别清楚记得,1966年6月我刚到三团三连不久就开了一次批斗会,一个个子高高的青岛知青被同是知青的基干民兵持枪押进会场,打倒反革命XXX的口号此起彼落。事后才知道他不过说了几句对社会不满的话而被举报。三团二连一位自认为出身好,说话很随意的知青副排长,因为说了句看我的额头像不像列宁,胡子像不像斯大林……而后来被判了10年有期徒刑。我调到三团九连后,见到一位被连队专政小组监督劳动的知青。原来他在连队赶马车,一天他在地上放了一张报纸练鞭子的功夫,谁知报纸的翻面就是毛主席的像。因为他的父亲是反革命罪死于监狱,“老子反动,儿混蛋”,自然对毛主席和共产党怀有“天然”仇恨,于是一顶“反革命”的帽子也给他戴上了。
这些事是谁揭发出卖的?是谁制造了这些冤假错案?为了入党、升学、提干的极其有限的名额,为了渺茫的前途,我们被人伤害也伤害别人——那所谓的纯真掺杂了多少虚伪和丑陋。
我们一腔热血战天斗地,为了那些美好而可笑的宏伟目标大肆砍挖红柳树,那时候我们义无反顾地破坏着自然环境,却面不改色心不跳。
我所呆过的农建师三团,批斗政委张万林的情况我还历历在目,他被戴上高帽,脖子上挂着牌子,站在一张长条桌上,弯着腰……
几十年了,那么多知青写了那么多回忆文章,唯独这一点没人提及,更没人去忏悔,没有人去反思反省——那是我们被时代扭曲的、或者是人性中丑恶的一面的大暴露,也是我们曾经的耻辱!
是的,到青海支边,知青们吃过苦、受过难,但我们也加害过别人,给其造成的伤痛也许比自己的伤痛严重得多。
我自己也没有多么清白,只是当时忙于落实我们那帮人的工资待遇,经常往山东跑。但我参加过群众组织,也参加过批斗会,只因为是黑五类子女的帽子压着,畏首畏脚地跟着凑热闹。即使这样你也逃不了干系。你就是鲁迅笔下在行刑现场那些伸长脖子看热闹的麻木灵魂。
荒唐的时代,也造就了荒唐的人生。但在荒唐中我们终于觉醒,才有了大回城不屈不挠的抗争。那是一次对灵魂的洗涤,对人生的重新思考,对未来的重新规划。
对一代知青来说,当英雄主义内核被历史无情地阉割之后,他们就不得不在布满荆棘与炼狱之火的小路上艰难地寻找和修复自我。中国的知青大迁徙运动,是整整一代人对自身也是对本民族的全部文化形态包括生存状态的一次全面检索。
对文革的反思,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事,更应该是国家层面上的向全民道歉。
每个人的人生之路都是受时代制约的,如果这帮知青不去青海支边,他们的状况也好不到那里去。他们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吗?他们能找到满意的工作吗?对多数人来说是失业,是延续穷困的生活,是政治上无尽地追杀,李洪庆的经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尽管阶级斗争天天讲,但面对多数知青出身不好和家庭历史有问题的现实,青海农建师的政治氛围相对比较宽松,远离了父母,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使这帮年轻人在新的天地里,人性闪光的东西得到了充分释放,蕴藏在体内的潜能也得到了充分发挥,这也许是大家怀念那段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一批知青进入的国家干部的序列,有的找到了发挥自己专长或者是满意的岗位。有的当上了教师,他们有的是高中生,但有的却只有初中毕业,职业和形势逼着他们抓紧自学。这批人后来基本都拿到了文凭,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优异的成绩。
要说生活艰苦,那个年代哪里不苦?城市也不是天堂。
我最讨厌“红色基因”这个名词,这明显是“血统论”的翻版。李洪庆的父亲曾是“历史反革命”,因此他被视为“黑五类子女”,遭尽羞辱;父亲平反后以离休干部身份办理退休。你能告诉我他身上带的是什么基因?
说起家风家教,也许只有红色后代才有,无非是“老子英雄儿好汉、打江山坐江山”之类的,而出身黑五类家庭的子女,去那儿继承家风家教?父母的境遇和残酷的现实只告诉他们:“老老实实做事,唯唯诺诺做人”。那段被人为割裂的历史,是永远的“痛”。
摒弃阶级斗争的治国理念后,这代知青的命运才开始改变。毕竟赶上了“拨乱反正”的年代,经历过风雨,见过世面的知青,无论是在青海省内分配或者是回城的,在新的机遇面前游刃有余地完成了自身的蜕变,有的进入了机关事业单位,有的在企业当了领导,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处境并不比没有去支边的同时代人差,比较而言,也算自慰。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撕裂的社会里。五四时期,我们就高喊过打倒“孔家店”,文化大革命时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现在又在全世界建孔子学院。谁能告诉我中国的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与加个“革命”两字的“传统”是一回事吗?
今天我们说“无悔”,并非是对那段生活的怀念,是在反思中,重新认识社会、重新认识自己的一种“反叛”,也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理解这两个字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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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2 15:50:10 | 显示全部楼层
书稿完成后,我力主让李洪庆送给杨永东过目,听取他的意见。
1965年10月赴青海支边的杨永东,是青海农建师提拔最早的年轻干部,后任副师长。他直爽热情,待人诚恳,毫无架子。一米八的个头,英俊的面孔,加上渊博的知识、极佳的口才,曾是很多女知青心中的偶像。也许是为了避嫌,后来他在青岛选择了自己的伴侣。
知青在1983年返城工作基本结束,他在1984被突然免职,接受调查,其罪名是“知青大回城的幕后黑手”。
杨永东说:我本身就是知青,知青的情况我最了解,我只是同情理解他们的一些做法,能谈得上支持吗?农场的正常生产秩序要稳定,知青的情绪要安抚,在那个位置上,不要火上浇油,不要乱中添乱,这是我必须遵守的原则。
后来也没有发现杨永东有什么私下活动,事情不了了之,三个月后给他恢复了职务。1985年,杨永东提出了调回青岛的申请,省上表示同意。1989年他终于接到久盼的调令, 1990年45岁的他回到青岛。被安排在市畜牧局禽蛋公司担任总经理。
杨永东在青海农建师整整呆了25年。可以说,他是山东知青中最具标志性的人物,不是说他曾身居要职,而是他在农建师呆的时间最长,当时他是站在更高的位置俯瞰这场大回城运动的。而且在那个关键时刻,他曾经参加过一些重要会议,并作为青海省委工作组成员与当时的省委代秘书长刘永民一起亲赴山东、北京联系知青返城。后来出现的青海省内安置和最终的大返城的前因后果,他最了解。他知道的事情,他掌握的情况可以说比任何一个知青更多。
果不然,在交谈后很多事让人豁然开朗,书稿最后的线条才变得清晰,给这本书增色不少。
但遗憾的是,他遗忘了一件极为重要的内容,即国务院某人要求抓人的来电。这也给本书重版提供了“补遗”(第32章节)的机会,更正了书中一些凭估计和“大约”出现的数字,并增加了“要抓人”这一情节。可以说知青上访代表,特别是核心领导小组成员,是面临着极大的被抓被关的风险,他们所以逃过一劫,除了全国知青的大形势外,更重要的是当时青海省委、省政府和青海农建师领导层的宽容和大度。这是幸运的。
2016年9月2日
2018年1月5日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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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2 17:28:2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魏兆基 于 2018-11-2 17:31 编辑

心中,那难以磨灭的记忆
—山东赴青海知青大回城内幕
李洪庆
     前言
       2015年10月,青海农建师举办了赴青海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山东各地包括散居在国内外的知青汇聚一堂。知青中一些文化人以知青在青海的奋斗史为题材编书,出光盘,编演节目,有的还在省市电视台播放,一时间搞的很是热闹。但在诸多纪念活动中,唯“赴青海山东知青大返城”这段史诗般的悲壮经历几乎没人提及,有的提到也是只字片语,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许多熟悉了解我们这段历史的战友,甚至一些局外人都提出了这个题目。云南知青、黑龙江知青等等都为最后返城付出了艰辛,甚至悲壮的抗争,我们赴青海的山东知青是怎样回山东的,是上天的眷顾,还是人为的抗争!
      与我经常接触的知青文人魏忠勇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作为青海山东知青大返城的参与者、发动者、组织者、领导者之一,有义务、有责任把这段历史写出来。‘’
      当我告诉他,我们几位组织大返城的核心成员曾集体发过誓言,绝不泄露其中的秘密,魏忠勇当即反驳我:30多年了,早应该解秘了。趁我们还活着,赶快动笔吧!文字我可以帮你修饰加工。
      也就是在他的勉励下,我才有了勇气拿起笔来。
      青海山东知青返城至今已过去32年了,由于时间久远,加上多次迁移,手头大部份照片、记录、文字等原始材料都已销毁,但好在还有偶藏于衣箱中的不多日记和当年的会议记录保留了下来。
      翻看这些资料,也搅动起我沉寂多年的思绪——
      知青们为什么要奔赴几千里到青海农建师?是自愿还是被自愿?是无怨无悔还是对青春岁月的弑犊?
      其实面对这些沉重的话题,一直存有争议,存有不同观点和矛盾。有人大唱赞歌,有人大骂荒唐。如果有人说青海农建师一无是处,他们又愤愤不平。知青们虽然牺牲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年华,却容不得别人说三道四,他们可以自己评说这段历史,却不能允许别人指手划脚妄加评论。
      本人着力点是叙述事件真实的过程,包括自己的经历,很难做到以面盖全,加之认识上的偏差,难免会引起部分人的反感。这方面我并不俱怕,历史总是要有人评说的。
      青海山东知青返城潮的兴起大致经历了:秘密串联、制造舆论、组织上访、形成核心、艰苦谈判、方案落实这六个不同阶段。但没有明显的时间节点划分,只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相互交叉展开的。
      从1977年11月开始的酝酿上访至1979年11月就地分配落实,历时2年,如果加上直到1983年底才结束的大返城,其过程之长,经历之曲折,困难之大,不言而喻。
      我想,青海山东知青返城之所以成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促成的,尤其是全国知青大返城的历史背景,不是某个人的功劳,我们仅仅是不失时机的,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合理运用这些条件的推动者。
      首先,青海山东知青要求落实当年来青海农建师的承诺,即承认我们知青的身份,一年评工资,二年探家,三年谈恋爱(是培养干部阶段),这些诉求与政治无关,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
      第二,我们只向有关部门领导诉说知青们当年所处的生活之苦、工作环境之恶劣、医疗条件之差,不能保证人身健康,缺乏最基本的医疗条件,一有大病只有等死一条路,文化、教育资源之匮乏,对知青下一代子女成长十分不利,且不少知青也出现不适应高原症状,这些问题怎么办?谁来办?何时能办?希望通过诉求能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给出具体的解决办法。
       这些诉求是合情合理的,因此得到了社会各届人士的广泛支持、理解和同情,青海农建师各级领导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对山东知青诉求及后来发展为大返城给予正确引导和大力帮助,最终使山东知青的愿望得以实现。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一批山东知青代表为命运抗争,冒着极大风险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付出了代价,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当我翻看这些残留的历史资料后,首先跳入眼帘的是那本参加青海省城上访的知青成员名单:
        苏德宽、孔庆年、李洪庆、孙正清、宁卫义、法天民、王联义、穆  敏、
        张家军、郭玉坤、孙宁一、孙培玉、牛文海、段德法、宋兰生、王云勤、
        时  文、李建华、刘公梁、邹秀莲、胡士成、朗贤顺、杨胜利、袁克立、
        李汉军、康树伟、于长江、孙瑚功、赵可夫、孙泽洪、王顺优、吴家宝、
        王爱民、葛世亮、孙开山、孙建和、李佑华、严佑标、韩 斌、单敏智、
        尹 健、 杨亭发、黄宗江、林进城、周顺利、善民致、王 涛、张  卫、
        张 季、 周胜利、游凤江、薛玉英、李德库、姚全新、肖应石、王方勤、
        严作彪、王其跃、孙文科、姜文武、董永发、 魏鲁、王宗冉、贾谦祥、
       尹树平、刑占美、张敬德、李时政、王振章、雷明、王修成、杨贵成、
       赵富成、王思厚、郑自有、杨丰忠、席恩增、王龙利、马长江等。
       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
       斗转星移,岁月飞逝,记忆永恒。
       还需要说明的是:青海农建师因隶属关系,名称变化多次,1976年改为格尔木农场总场。但知青们一直习惯沿用农建师这个称号,就象我们的称谓变成农场“职工”后,大家仍习惯地称之为“知青”一样。所以本文中也时常混用,改起来别扭,也就作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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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2 17:34:40 | 显示全部楼层

(一)引 子

      青岛九中前身为百年名校礼贤书院,百余年来一直以 :“治学严谨,校风淳正“名冠于世。但是在那个特殊年代,特殊时期也曾有过一段“不治学,专治于人”的不愉快的记忆。
      1964年春天,我还是一个刚上初二毛手毛脚不懂事的孩子,却遇到了一件令我终生难忘并改变我一生轨迹的大事。
     早上,一大批警察突然把青岛九中围了个水泄不通,全校学生被勒令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学校最大的广场——“六.二”院内集合。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一个警官模样的人开始讲话,他说:“近几天学校男厕所内接连发现有人书写反动标语,内容极其反动,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共产党。这些反革命分子就隐藏在你们学生中。”然后他喝令同学们把头抬起来,看着他。
      他厉声说:我从学生的眼神中就能把反革命分子找出来。然后他倒背着手和另外几名警察,在排成一排排的学生队伍中走来走去,杀气腾腾的样子让人不寒而栗,没见过世面的孩子早已吓得战战兢兢,这恐怖场面若不被吓出尿来才叫奇怪。   
      然后警官模样的人点了几个同学的名字,其中就有我,后来我们几个被警察带走了。在严厉的询问和笔录后,我们才被放回,并声言,回去后等待处理。
      回到学校,老师和同学怀疑的目光令我无法抬头。从此,我的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
      在那个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人都是按阶级成份划分的。
      许多年后每每闭上眼睛,映入我脑海里的是母亲瘦削的脸庞和含冤离世时那双忧怨深凹的眼睛,深深地刺痛着我。到现在我仍然清楚的记起那场面,无力瘫软的手抓着我,用微弱的声音说:
     “洪庆,以后别再做那事了,我们家出身不好承受不起打击,你爸爸几年前被单位开除,罪名就是历史反革命,能忍就忍了吧”。说着眼泪又从满是皱纹的脸上流下。
      为了安慰母亲的情绪,当时我不便作过多的解释。
      当年,我是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岛城最具盛名的青岛九中,在众多报考同学中唯我录取,为此我颇为自豪。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用功读书才是做学生的本分,不懂政治的我怎么可能与这些“反动标语”有联系?有瓜葛?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从此,在心中就种下了一颗倔强、反叛的种子,一旦气候适宜就会破土萌发。
      其实,当时谁也没有见过这些标语,“反标”写的什么内容也无人知晓,只有满天的谣传,相互的猜疑,揭发。
既然那顶大帽子给你戴上,你就得认,委屈也好,冤枉也罢,无人听你去诉说。想想警察也挺可悲的,案子破不了,自己无能不说,也无法向上级交待,既然已经吹出了“能用眼睛就能破案的神话”,怎么收场?只有拿家庭有政治问题的学生开刀,拉个垫背的,录下口供,组织个材料算是破了案。
      在那个年代,你不可能让警察拿出证据来给你看。
      当时我特别恨那位指认我就是写“反标”的老师,发生在男同学厕所里的事情,她凭什么证据一口咬定这事就是我干的,在她眼里父亲是反革命,儿子也就是反革命。她为人师表,怎么能这样?                                                            
       我恨她那张铁青的阴阳脸  ,像吃多了猪腰子将黑色血都拱到了脸上,   恨起学校院内那颗百年百果老树,甚至连学校打铃的工友也恨起来了,一听到这铃声我就头痛欲裂,像被针刺一样全身都疼。一时间似乎校内所有的东西都成了我的仇人,连平时教室里传出那爽朗的笑声也听起来特别刺耳,像鬼神对这不公世界的咒语,难道他们也是在为我呜不平吗?
      从此,一只来自学校,居委会,社会各个角落像魔鬼一样的大手死死掐住了我的喉咙,使我窒息,喘不过气来,我不能说话也不能反抗,只剩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但我知道,消沉自卑无异于自杀,无人同情,必须挺起一种精神。如果只想活在别人的眼里的人,就必定会死在别人的嘴里,这种强烈地自我保护意识充斥着我的胸,我的脑,我的骨头和血液!
      父亲参加过抗日战争,抗战后在解放区的乡公所工作,那时为争夺地盘,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拉锯”战十分激烈,乡公所一直存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父亲被安排到青岛纺织品批发公司担任副经理。从肃反运动开始,父亲的日子就不太好过了。在乡公所工作那段说不清的历史在极左思潮的左右下,演变为父亲的一场噩梦。那时候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无中生有把人抓起来是常有的事。
      1958年,单位的人利用运动的性质和手中的权力以及道听途说,挖空心思,张罗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将我父亲开除公职,罪名是“历史反革命”。
      父亲开除公职后,没有任何收入来源,被迫流落街头,以捡废品为生,心头的悲酸可想而知。
      自父亲出事以后街道办事处的干部,派出所的警察时常来家里找借口调查(比如:查户口、核对户口人数等),父亲也常被拉出去询问,让他交待问题,不堪骚扰及精神上的折磨,性格倔强的父亲在绝望之下,1959年末一个雪后的晚上悄悄离开了家,从此没有了音信。家中失去了为我们遮风挡雨的人,也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来源,
      混身是病的母亲夜里常独自泪水洗面,但在子女面前她是坚强的,用微薄的收入带着我们艰难度日。幼小的妹妹当时只有5岁,被迫送到潍县亲戚家(现潍坊市)改姓他名,年幼的哥哥不到14岁小学没毕业,也不得不提早辍学进了工厂。
      目睹着家庭的困境,我知道我应该自己去谋生了。
      此时,恰逢青海农建师到青岛招人,面对着那一身黄军装,面对着那精心策划的宣传,我动心了,甚至热血沸腾。17岁的我,毅然报名去青海农建师,立志当一名屯垦戌边的农垦战士。
     母亲对我的选择是无奈的。
     1965年10月,当我踏上西去的列车时就下决心干一番事业,并在递交的入党申请书中表示:坚决要与反革命家庭划清界线,断绝关系,在广阔天地里脱胎换骨,炼一颗红心,跟着党干一辈子革命。
      魏忠勇在他的新作《不要说永远》一书中,有一段文字正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摘来共享:“天苍苍野茫茫的无助,好在我对这种无助已经习惯。抬头仰望的是密布的阴云。我走着毫无目的,但我知道,人不能停下,心灵和人格在思想改造中被扭曲和异化着,但一颗迷茫的心却从未停止过思索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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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2 17:37:13 | 显示全部楼层
(二)我中选了
      当时我被分配到工程团二连,连队驻扎在“小岛”上。所以称之为“小岛”,是因为它被格尔木河几股支流环绕,只有一个吊桥通外。平时水并不深,人可以涉水而过。
      高原的冬天是奇寒的。
      格尔木的10月已是冬天,树叶已落光,风冷嗖嗖的,水开始结冰。
      工程团的任务主要是修水利、盖房子。冬天无法施工,加上刚去,很多知青不太适应环境,更重要的是我们只是知青的先头部队,还有大批山东知青(青岛、济南、烟台、潍坊、德州、枣庄、济宁、淄博)要待到1966年4月天气转暖后再动身。所以这个期间,连队的任务是休养生息,工作就是要我们通过书信,宣传这儿的生活,让家长放心,吸引更多的山东知青前来。
      青海农建师实行的是供给制,睡集体宿舍,吃食堂,菜的品种和油水很少,但馒头随便吃,肚子能吃饱,这是相当令人兴奋的。
      工程团二连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连队,当年青岛二中,青岛九中的高、初中毕业生比较集中。虽然连队组建的时间不长,但读书的氛围很浓,各种文体活动搞得很活跃。那时,是十天一休的大礼拜。每逢这一天或节假日到来,连队就像过节一样欢乐,充满青春活力的知青们就会自发组织一些活动:有说、拉、弹、唱的,有打篮球的,打排球的,打乒乓球的,打羽毛球的,连队广场热闹非凡。给人一种意气风发、朝气蓬勃地向上的力量。
      此时,姑娘们也穿着平时难得一见的漂亮衣服更显身材窈窕,是连队的一道风景线,这时欢歌笑语的连队就是一片欢乐的海洋。这是一个和谐团结向上、富有朝气的集体。
      1965年冬天,是我们到青海格尔木后度过的第一个春节。
      高原的冬季异常干燥寒冷,在户外,手脚就会被冻的猫咬似的痛,但依然档不住全连“学雷锋”的热情。
像以往一样,每逢节假日我会准时到连队厨房帮厨——劈柴火。
      这一天,我抡着18镑大锤干的正欢,一双熊掌般有力的大手拍了拍我那满是汗水的肩膀,并叮嘱我:“天气寒冷,小心着凉!”便头也不回地走了。待我抬头望去,留给我一个身裹一套旧式坦克兵军服,脚上穿一双大皮鞋个子不高的背影,他就是老兰。
     老兰是来我连挑选学员的,手中握有选人的生杀大权,他们进驻工程团二连已有好些日子了。当时我也曾经动过心思想报名试试,但招聘条件是高中毕业、家庭出身好的,无奈自身的条件与人家的要求相差太远,只有作罢。连队里那些佼佼者们,则个个蠢蠢欲动各施法道各显神通,争取领导的推荐。
      那天去连部接受面试的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虽是冬季我却汗流浃背,说话颠三倒四还伴有颤音,两眼盯着地面不敢抬头,那样子现在想来一定可笑。只听一个粗声大气的人问了我的名字、家庭情况之类的东西就不再说话。我记不清当时是怎样回答的,只顾壮着胆子用眼睛斜视了一下这人,他眉宇间透出的军人气息,令我窒息也令我陶醉。他的形象一下子在我心中高大起来。
      我居然阴差阳错地被通知选中了,调到师部勘测设计队,并委派到“青海工农学院”学习测绘专业(中专)。
我是8个幸运儿之一也是其中唯一一名初中毕业生,引来不小的轰动。据说最后关头是老兰点了我的名,才使我涉险过关。
      老兰其实不老,和我们是同时代的人。1965年老兰从部队转业时正是风华正茂的正连级青年干部,调农建师后受命组建农建师勘测设计队
      我想我所以被选中,除了父母给我的基因,让我有了1米78的个头,还有一张看起来虽不算英俊但还诚实的脸,以及还没脱稚气的脸上那忧郁的表情;也许,老兰在这段时间里观察到了我的表现;也许什么也不是,而只是人的一种缘份。
      就是这次偶遇,使我和老兰从相识相知到挚交,他后来成为我在校的老师,从师生关系到朋友,共同经历了一段不同寻常的人生之路。
      我在工程团二连呆的时间并不长,1965年12月就被调走了。临别时还总有剪不断的情结,依依难舍。叮嘱的话,希望的话,祝福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最令我难忘的是到西宁不久后收到的两封来信:
      一封是林述芳的来信,字如其人,清秀,话语中透着稚嫩和天真的想象,纯朴,干练,她的理想是能让我带一朵从雪山顶采来的雪莲给她......。她的信连同送我的一支钢笔(当时每月津贴6元,买一支钢笔不容易)是夹在一本杂志里寄来的,我永远铭记在心。
      另一封信是我所离开连队的一排一班班长卜庆庄(萝卜)寄来的。青岛二中高中毕业的他是很有文艺造诣的,连队的文艺演出小分队中他集编、导、演于一身。清楚地记得当时他编导的节目有:《丰收舞》、表演唱《三个老汉看庄稼》、《紧握手中枪》及快板剧等,反响相当好。当时参加表演的有:卞奎、柳毓谙、方小平、李志华、代文江、战仲平、王琳、周文启、周鸿琴、姜 元、姜淑凤、焦焕美、张琴英、周素清、贾宝安、邹积成、黄佳琨、马玉龙等,我参加了表演唱《三个老汉看庄稼》的排练和演出。
      卜庆庄在信中,将连队的近况和演出情况一一做了介绍,并寄来了他帮我代存的12元津贴。
      信如慈祥的兄长,字字句句叮嘱使人感到温暖。
      50余年啦!这封信我一直珍藏保留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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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2 17:48:22 | 显示全部楼层
(三) 投身文革
       1965年12月30日,兰荣华带着我还有其他连队选的共60多名知青到达西宁,在青海工农学院参加为期两年的测量、测绘学习。
       能再次踏进校门,那种庆幸与喜悦可想而知,大家在学习上都十分认真。青岛二中高中毕业的毛彥平、栾大宏等同学是这批学员中的佼佼者,他们底子好,理解能力强,微积分、函数常常搅得我们头昏脑胀,他们却轻松自如、悠闲自得。任课教师有时有事不来,会让毛彥平担任该课的辅导员。她思维清晰、口齿伶俐,办事严谨、敢讲真话,很受大家拥赞。
      1966年4月,大批知青从山东各城市开进青海农建师,知青总人数超过8000人,加上复转军人和家属孩子,以及原劳改农场留下的部分干部和职工,总人数约一万二三千人。
      可惜只上了不到一年的课,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学校乱糟糟的,到处是大字报。学校宣布暂时停课,代培生全部回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从省城西宁回到了格尔木师部勘测设计队。
      那时候信息不发达,青海日报约10天后才能送到连队,广播还是能听到的,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很快也传达到了农建师各连队,大字报开始出现,贴满了食堂的墙壁。揪什么连队的“三家村”和小“邓拓”,实际矛头主要是指向那些有劣迹的知青,包括反动和对社会不满言论、偷听敌台及小偷小摸、男女关系等。每个连队几乎都有知青遭到批判,他们被连队的基干民兵持抢关押,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十足。后来连队又成立了专政小组,对这些所谓的反革命和坏分子实施监督劳动。
       我所在的师部勘测设计队,因是刚刚组建不久,互相还不太了解,成了世外桃源。
       1967年元月3日晚,一群从北京来串联的学生,三男一女辗转寻到农建师师部,勘测设计队的年青人很是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在水文队办公室里没有热菜,几个大馒头和一些榨菜,同学们却吃的很香。听他们讲北京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讲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情况,讲大串联……很是新奇,也使我们年轻的心里鼓涨起一股热流。
        他们说青海交通闭塞,消息不灵,仍然死气沉沉,紧跟毛主席革命,应该马上行动起来。我们的热血再次沸腾了,那一夜是在极度兴奋中度过的。清晨,几个同学也没有过多客气话,拿几个馒头就上路了。
吕玉芳、兰荣华、叶锦荣、我和刘春旭、宋湘潮等一夜未眠,吕玉芳布满血丝的眼睛环视了一周,到嘴边的话张了张口又咽了下去。他在房间里沉默地来回踱着步子,猛然回过头来,带有征求意见又用不可置疑的口气坚定地说:“我们也成立群众组织吧!组织的名称就以1966年8月 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日子‘命名’”。“青海农建师八一八红垦兵造反团”,这个群众组织就这样诞生了。
       我们几个人一致推举吕玉芳为总负责,兰荣华、刘春旭、叶锦荣为副主管,宋湘潮为顾问(老干部),兰荣华推举我为联络员,红垦兵总部就设在师部勘测设计队水文队办公室。
       成立“青海农建师八一八红垦兵造反团”的声明一经张贴,随即引起不小地轰动。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传遍农建师各个角落,农建师的“文化大革命”就此拉开了大幕。
      老兰出身好,三代贫农又是军人出身,就这样被历史地推到群众组织头头的位置。我顺理成章地当上了他的助手,成为他日后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拥护者。
       “文化大革命”冲昏了每个人的头脑,也冲昏了吕玉芳、老兰、叶锦荣和我。
       为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把群众运动推向高潮”的号召,我们共同策划和参与了“托拉海事件”;成功实施了惊心动魄地“营救冀春光计划”;刘春旭和我结伴秘密夜闯马海搞串联等一系列震惊青海农建师文革的大事。
       所谓“托拉海事件”发生在1967年元月30日,当时“红垦兵”组织成立不到一个月。其实“红垦兵”组织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连头到尾总共不过6-7人,尴尬局面破解的唯一办法是找机会扩大影响,争取更多知青参与其中。但农建师的自然条件是地域广、人员分散、交通闭塞、道路崎岖、通讯不畅,联络十分不易。
       兰荣华想借别人之力发展自己之势,即交通工具由崇拜“红垦兵”组织的西格办的“造八司”(即西藏驻格尔木第八造反总司令部)解决,“红垦兵”借此机会搞一次大串联造势。派我去西格办联络汽车事宜,我到“造八司”刚把想法一说,蒋英总司令(该造反派头头)就一口答应。
爽快,尽显派头。
       3 天之内他即组织了40-50辆大卡车,于1967年元月30日浩浩荡荡从格尔木出发去三团,并沿路一直往西奔。从格尔木到三团团部约五六十里,到最远的托拉海连队至少百里,且全是土路,坎坷不平,行驶十分困难。每辆车上只有1-2个人,大多是该单位的司机。当时传说:山东知青姑娘又年轻又漂亮,不少青年司机想借机去碰运气找个女孩,与司机关系好的朋友也都想跟车来看热闹。
        兰荣华在头车引路,我坐尾车收阵,绵延数里的车队浩浩荡荡,搅起满天尘土。气势大,风声自然也大。由于思想准备不足,物资准备也不足,饥寒交迫,车队前进的速度相当缓慢。天气渐渐黑了下来,老兰不得不决定车队停下,不再西行。车队现在何处?身在哪个连队?谁也不知道。
       所到连队无不闭门谢客,采取不理、不听、不参与的态度应对。这是我们事先没有料到的,事后才知道我们行前,团部已向各连下了通知,要求一律不准接待。
      为了御寒,有人点起了一堆火,于是大家都围着火堆跑圈。
      这就是所谓的“托拉海事件”的真相。
      但有一个女孩却在我心里留下永远的记忆,是她第一个勇敢地打开了那扇通向外面世界的门。当时夜已深沉,我和老兰也不知身在哪个连队,但还是不忘自身使命,挨个敲人家的门,并说明我们是农建师的。
       这时,一扇门打开了,探出个女孩子的头,并让我进了她们班的宿舍,老兰则被别的班叫去了。十几个女孩都早已穿戴整齐,叫我给她们讲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讲得精彩听得入神,不知不觉天就亮了,清晨道别时,看到我们鼻腔被煤油灯熏的像墨汁一样的东西被甩出来,大家相对嫣然一笑挥手而别。
        至今,我忘不了这个瘦小、精干的女孩,她的名字叫冉昭君。
        关于“八.七”武斗:1967年8月7号“造八司”头头蒋英派人到红垦兵总部,搬兵请求救援。原因是西藏驻格尔木办事处另一群众组织为了夺取格尔木地区的领导地位,专门从西藏拉萨调集了青年藏族职工若干人来格尔木,武斗不可避免,请求支援。原则上我们是不介入地方上的文革,可这一次不帮是不行了,
        一是考虑到青年藏族职工已经封锁了三团、工程团、小岛各单位来师部办事的路,知青们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前几天,我去给双方调解所坐的汽车,被一年轻藏族职工用毛牛鞭甩出的石头击中汽车风档玻璃),明显地是要给我们颜色看看。
        二是“托拉海事件”中,人家蒋英可出力不小,又出车又出人,吃了不少苦头,现已有难求到头上了,不帮好像从情理上讲不过去,但又确实不愿意让战友们参与武斗,怎么办?
       最后我们几个人出面,帮助蒋英策划了退兵之计,此事才得以圆满结束。
       当时,格尔木养路总段拿出1000余根镐把,一字排开堆放在路边;“造八司”出饭、菜若干桶,也一字排开放在格尔木十字路口树荫下,只要是参与者一律可随意用餐。然后用喇叭、传单造势,制造紧张空气,造成武力攻打马上开始的假象,这一招果然奏效。经5个多小时施压,终于迫使他们从西藏驻格尔木办事处(地级单位)大修厂据点撤出,青年藏族职工被连夜派车送回拉萨,缓解了此次武斗。
       事后,他们知道上当了,又扬言,一定会派更多的年轻藏民职工前来报复。消息传到了西宁,惊恐了省政府,才派大员冀春光前来调处。
       此时,文化大革命的强劲之风终于吹开了各个连队紧闭的大门,知青们满怀对革命的激情投身到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运动中。
       农建师八一八红垦兵造反团平反后,为扩大影响,我和刘春旭结伴秘密夜闯马海搞串联,以吸引更多的知青参与文化大革命。这件事回想起来,有点惊心动魄。
       因为没有交通工具,我们俩搭乘了一辆西格办车队去敦煌的汽车。三月底的高原仍是寒风凛冽,为了御寒,下午一上车我们就钻进了装满杂物的大蓬布底下。车一路北驶,到小柴旦时汽车就被拦下,
检查是否有人去搞串联。双方的对话我俩听的一清二楚,当时派性斗争激烈,为壮大声势,往往从外单位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里拉人助威。好在检查并不严,汽车很快就发动了。
        但车到了大柴旦镇时检查骤严,因鱼卡那边两派正在搞武斗,设检查站就是禁止“助威”人员前往。他们爬上车掀开蓬布,手电筒照在了我的脸上(刘春旭在我身后没被发现),并喝令我下车接受检查,灰头灰脸的我只能顺从地跳下车。
        对过往怀疑的人,检查站的人会不问青红皂白地先拳脚相加揍一顿,司机为避免麻烦并保护刘春旭,随即发动车开走了。
        面对一群质疑的,用手电筒照着我脸的人,我忙解释说我是农建师的,是搭车去马海二团,他们也看清了我身上穿的一身黄军装,知道农建师人多不好惹,招招手把我放了。
      那一夜,我流落在大柴旦街头,好不容易熬到天亮,苦苦求一辆过路的车把我梢回了格尔木。
      刘春旭在马海二团的串联工作搞得十分顺利,农建师八一八红色造反团(属农建师八一八红垦兵造反团)在二团得到了较快发展
      连队群众组织成立多是与知青所在的地域有关,比如有青岛知青和潍坊知青共处的连队,基本上是存在两个群众组织。大字报贴满了连队的小礼堂和墙壁,主要是相互攻击,以显示谁的组织更革命。对揪出的反革命和坏分子定期召开批斗会,渲染着坚决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不久,多名知青因各种罪名被正式批捕,团里还召开了公判大会,知青们高喊着革命口号,表达着自己的义愤。
      连队干部基本靠边站,但对正常的生产秩序还没造成多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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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2 17:50:0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魏兆基 于 2018-11-2 17:53 编辑


(四)营救冀春光
      文革之初,格尔木地区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表象下,却暗流涌动,派性严重,如不及时正确引导,武斗可能随时发生。听说省委这次派来的大员是省委副书记。
      派他来格尔木调查处理这些事件是最合适不过的领导人物。不曾想他刚刚到格尔木,就被格尔木地区另一造反派组织以保护其安全的名义控制起来,准备就格尔木地区出现的各种问题、矛盾让省委副书记解决(其实是找借口批斗)。
       1967年10月15日,青海格尔木已寒气逼人。省委副书记被造反派“保护”在小岛礼堂旁第二排平房第二间房间内,准备第二天拉出去参加由他们组织的格尔木地区万人与领导见面会(在西格办大修厂院内),并安排了一个人值班看守。
       这个消息是蒋英透露给“红垦兵”的。当我们得知这位省委副书记还兼任农建师第一政委,我们一下子来了精神,自己单位的领导来了,岂能眼看着落入他人之手而袖手旁观呢?我们决定把他营救出来,以便于解决农建师存在的问题。于是,老兰当即决定:出其不意连夜解救省委副书记。
       半夜时分我们的行动开始了。
       老兰、叶绵荣和我三人为突击组,并做了分工:老兰、老叶在平房两头放哨、接应,我出击房内,一旦被发现便于相互掩护。蒋英派西格办医院用的救护车在格尔木河对面接应,以手电筒光为号。
       一切进展顺利,当我到达省委副书记被关的房间后,发现外间门开着,反复确认无误后,我故意壮着胆子来回走动或弄出点声响,确定确实只有一名青年人值班。由于天气寒冷,他手抱着一根木棍,蜷缩在皮大衣内睡着了,对于我们的到来他全然不知。
       如果被惊醒,我们3人可以制服他。老兰向我挥挥手,示意开始行动。于是我蹑手蹑脚进入房间(里、外套间)省委副书记在里间,裹一件大衣,戴皮帽、眼镜,闭着眼睛靠在床头边似睡非睡,当时我并不认识他,但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凭直觉我认为此人就是省委副书记(一看到人,我心跳加剧,紧张到了极点)。
       我轻推了他一下,省委副书记用惊恐的眼神看着我,我把手放在嘴上表示不要说话,亮明身份说是来救他的。省委副书记半信半疑,但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顺从地起来学着我的样子轻手轻脚迈过“值班”人双腿的间隙,小心翼翼地出门,快速地与接应的老兰、老叶会合后,一起扶持着省委副书记向着河岸(河流上游)一路快跑。
        正在我们选择过河地点时,身后突然哨声、喊声大作,乱成一片......,格尔木吊桥沿河滩也有人用手电筒照,大概是发现人不在了到处寻找。我们4人分头找坡洞藏起来,省委副书记也顾不了体面,提一挎包猫着腰跟在我们后面紧跑。这时我心跳加剧,混身发抖,约一个多小时后才趋于平静。
        我急不可耐地要离开这危险的地方。
       “暂时的平静是最危险的”,还是老兰有经验。
       话音刚落,更多的人马赶到,灯光、眼光、喊声、叫骂声、声声逼近,他们似乎已追到离我们很近的地方了。跳到嗓子眼的心脏被我一次次地压了下去,大气不敢出,心想如果刚才出去,正好被逮个正着,到那时不死即残,不是吓唬你,“文革”发生的事谁能说清楚。
       多年后,回忆起那一刻仍心有余悸,后怕!后来得知若不是值班看守那小子喝多了酒,我们才不会那么幸运。
       格尔木10月份的河水冰冷透骨,河上唯一的一座吊桥也被人封锁,强行通过已不可能,我们只有选了比较宽的一段河面渡河。河水浅了一些,过河的距离就长。老兰、老叶和我三人当中属我年轻,我便自告奋勇由我背着这位领导过河,老兰在左,老叶在右帮扶着,三个人艰难前行。刚一入水冰凉刺骨的河水像千刀万剐直刺到骨头,瞬间腿脚就已冻僵,行动不便、脚下常打滑,几次险些跌倒,大家相互鼓励着相互支撑着前行。
       我们选择渡河的这段河面,宽不过四五十米,河水较浅,能没到小腿肚,谁知到了河中间,水已漫过大腿。层层涌浪拍打着腰部,腰部以下冻得完全失了知觉,全凭感觉在走。副书记一米八多的个头背起来确实费劲,为了保护好这位领导别受凉,老兰和老叶抓住他的腿抬起,几乎是推着我前行。就这样,在踉踉跄跄中我们终于上了岸。
刚一上岸,3人就累得躺倒在地。蒋英说:快,快离开这里。
       汽车七转八拐,来到西格办医院三楼“妇产科”,外面挂着“闲人免进”的牌子。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营救冀春光”的传奇故事。
       一天,他问我,何时能回西宁?我说外面寻找你的人、单位、组织还很多,目前不宜出来,他建议我与当地驻军联系。
       1967年10月23日,格尔木驻军205部队政委亲自把省委副书记、老兰、老叶和我一起接到部队招待所,终于安全了,大家都长长舒了一口气。当着205部队首长的面,省委副书记回想起营救他的那个晚上的情景,老泪纵横,握着我的手泣不成声,连声说:“谢谢,谢谢你们!”他还主动提出来给我写个东西,以便以后有事到西宁找他。当时没有纸,他就在“双马”烟盒锡箔纸背面写下了几行字:
      “李洪庆同志,你是一个雷锋式的好青年,在文化大革命动荡不定的危难时刻你机智勇敢的保护了我的安全,这段经历很深刻,我不能忘记,以后有事到西宁找我。”

                                                                                          冀春光
                                                                                     1967、10、23、      
       看到了他亲自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冀春光1967,10,23,三个字后,我们才确认此人的真正身份。
       部队首长问我:冀首长委托你代管的东西里面有一重要物品,是防身用的,说罢用食指和大姆指作了个“八”字。
       “手枪”我脱口而出。
       部队首长点了点头。
       是躲在西格办医院三楼“妇产科”时,省委副书记把随身携带的一个棕色皮挎包递给了我。并特别嘱咐说:“小李同志,请你把这个东西替我妥善保管一下”。
       我接过挎包后郑重地回答说,请领导放心。
       其实,从挎包外型上我一看就知道是把手枪。
       不说我还差点忘了,我忙解开内衣把藏起的挎包从身上摘了下来,交还给了他。
       在一旁的部队首长也一再向我致谢。
       在危难的时候保护了省领导,我心里充满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自豪感。
       回想起来和省委副书记在一起的八天八夜也挺有意思:每隔两天他总提出要吃只鸡。当时在格尔木很少有饭店,河西商场旁有一饭店,可也不卖这么贵的食品。每次买鸡需提前预定,当时多少钱一只鸡,已记不太清,买回后,鸡头、皮、爪子都归我。每次买鸡,找回的余款,开始他都收下,后来几次就不要了,说是给我的零花钱。太高兴啦!        那时我们一个月才6元钱津贴。
     这位领导吃饭的情景,至今还清晰地印在我脑海中。
     他戴一副眼镜,每次吃饭前,他都会把餐具如盘子、碗、杯子、筷子等用开水反复烫洗干净,然后用卫生纸逐一擦干,井然有序,不急不躁。吃饭前洗手,吃饭时把眼镜摘下来,放在桌子上,细嚼慢咽地吃着,身处险境的他这种悠然自得的神态,让我这个年轻人十分费解。
      省委副书记有一次问我外面的情况,可不可以不暴露其住址,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给广大农建师知青写一封公开信,证明他还在格尔木地区。
       于是我起草“告农建师广大职工们一封公开信”,省委副书记阅后稍加修改后,就同意以他的名义发表在了《红垦兵战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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