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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知青大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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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10 10:10:0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青海知青大返城
一九七八年全国知青的返城风,也波及到了青海农建师,以下记述的是那次延续了几年的返城大潮的概貌。
一、知青维权
1、三团开始游行
1979年元月下旬,三团二连、五连、七连等农业连队,开始出现大字报、传单,要求传达中央文件,落实知青“回收”政策,继而爆发了全团知青的游行,游行已经从各连出发,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到团部大院汇合时已逾千人。
团长的答复有三条:一是没有收到知青回收的有关文件,不要听信谣言,不要上当受骗;二是要安定团结,抓革命促生产;三是要追究“坏头头”的责任。
游行已经被强令解散。
2、师直知青师部请愿
在师部驻地格尔木,驻有农建师的工程团、大修厂、副食连等十几个师部直属单位。
从一月下旬开始,就有知青不断的在工程团驻地和军垦商场门前讲演,散发传单,号召知青们团结起来,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斗争。
二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工程团、市直单位的知青要在格尔木举行游行,消息传到一团,有几个农业连队的少数知青,便匆匆进城,准备参加游行。八连统一行动,强行开出了拖拉机,两个拖斗坐得满满的,几乎是全体出动,八连距格尔木四十华里。
由于种种原因,“大游行”告吹,就在这天上午,农建师的领导在师部大礼堂里与师直、工程团的部分知青对话,知青们情绪激动,争相提问,会场气氛紧张,不欢而散。
3、矛盾激化,知青西宁上访
一团、三团、工程团、园艺场等单位,都对参与维权的知青采取了强硬措施,有的被大会点名,有的被勒令写出检查,有的连队要扣发工资,还有的单位要揪出“坏头头”,实行“专政”。
三团选派了知青代表,赴省会西宁上访。
三天后,一团也选派代表去省城上访,3月1日到达西宁,与三团上访人员会合,打出了“农建十二师首批上访团”的旗号。
上访代表由各连队民主选举产生,知青们踊跃捐款,并满怀希望的送他们上路,送行的场面热烈而悲壮。
4、我们是知青,我们要回城
这是一名上访知青的讲演稿,虽然言辞有点偏颇,但对了解知青闹回城那段历史,却不无帮助。
演讲稿全文如下:
十四年前,我们从渤海之滨,来到了江河之源,那时候,我们豆蔻年华,志存高远,年龄最小的仅14岁。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在海拔三千公尺的高原上,生活战斗了14个春秋,步入了而立之年。
我们忘不了,14年前,我们告别了山东父老,踏上开往大西北的列车,“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我们一路高歌,饶过了青海湖,翻过了日月山。
我们忘不了,14年前,走进省会西宁,各族人民倾城而出,十里长街,载歌载舞,远道欢迎。
那时候,我们踌躇满志,无限激情。
煤油灯,土坯房,穿军装,吃食堂;
蚊子关,生活关,劳动关,八年十块半。
汗水和泪水,洗去了我们这些城里娃的稚气,我们学会了种地,也学会了养猪、喂马、放羊!
人均35亩地,还要不断的开荒,春种秋收冬打场,昆仑山下摆战场。
请看看以下的两组镜头吧——
麦浪滚滚,秋高气爽,军垦战士,收割正忙。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女战士,因为弯不下腰,就跪在麦田里割麦子,她笨拙地挪动着身驱,奋力地挥舞着镰刀,为了完成一亩二分的定额,累得大汗淋漓,急得汗水直淌!
春日气候乍暖还寒,干渠决口,野马脱缰。我们的战士脱掉棉衣,毫不犹豫地一个接着一个的跳进去,在夹带着冰块儿和雪块的激流中,硬是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不倒的人墙!
事例无须多举,人人斗志昂扬,历史可以作证,我们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我们曾千遍万遍地背诵、高呼;我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谱写着可歌可泣的篇章!
然而,农场(农建师)却没有办好。
命运捉弄了我们,我们在劫难逃。
大批判的烈火越烧越旺,地里的野草越长越高。
“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防修防变最重要,哪怕是种一葫芦打两瓢!”
摸爬滚打拼刺刀,军事演习出早操,阶级斗争天天讲,田间地头红旗飘。
清理阶级队,一打两反,一打三反,一打多反;触及灵魂,也触及皮肉;上台示众,大会批斗,纪律处分,群众专政;民兵小分队,监督劳动;革命,不革命,反革命……
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使许多知青无端地受到冲击和伤害,有的连队甚至有70%以上的人挨过整,在心灵深处,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阴影。
革命抓了又抓,日子越过越穷。
在许多连队里,猪,喂绝了种;鸡,喂绝了种;土豆、油菜种绝了种。
一位敢言的师军管会首长,曾经感慨的说:“全省人民,无论大人小孩,每人每年要拿出6元钱来养活农建师的官兵!”
我们觉得委屈,我们感到震惊,我们的心被深深的刺痛。
出了那么多的力,流了那么多的汗,吃了那么多的苦,受了那么多的罪,到头来却都是些无效劳动,还要被别人“养活”,这太不公平。
农场没有办好,这不是我们的错!
我们的结论是:知青办农场,行不通!
我们是知青,我们要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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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6-10 10:11:33 | 显示全部楼层
二、西宁上访
1、冀春光接见上访团代表
上访团到达西宁后,曾多次到农林厅和省信访办等有关部门递交上访材料,口头反映问题,要求省领导接见,上街讲演,散发传单,在繁华路段,贴出了大幅标语和大字报。
3月3日上午11时,省委副书记冀春光在西宁宾馆接见了13名知青代表。
讲话稿是事先拟定的,主要精神是贯彻中央(79)12号文件,安定团结,把农场办好。
“文革”前,冀春光是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兼认农建十二师政委。
“建设兵团搞了十几年了,现在变成了国营农场,能随便解散吗?”他说。
当天下午,以省委副秘书长刘永民任组长的省委接待组一行六人来到了农建师驻西宁办事处,会同正在西宁开会的师、团领导,分别召集一、三团的上访人员开会,学习中共文件。
(79)12号文件中,有关于农场知青问题的一段话,大意是:对不合理的要求,如已经成为国家职工的知识青年要求返城,不能迁就,要批评教育,对中央(78)74号文件,要坚决执行。
国务院(1978)74号文件,是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决议,即《知青工作四十条》《四十条》明确规定:今后农场(兵团)知青,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知青政策的照顾范围。
2、艰苦的对话
上访团成员60余人,划分为五个小组,天天向省委接待组反映问题,详细而具体,慷慨而激烈。
八年学徒,拿十块半津贴问题,“一、二、三”(一年定级、二年一次探亲假,三年之后允许结婚)问题;国营企业职工福利待遇问题,农村户口问题,极左路线、政治迫害问题,冤假错案问题,体制多变问题,物资供应紧张,缺油少菜问题,子女上学难问题,孩子寄养山东不给粮票问题,医疗条件差问题,人畜共饮一池水问题,老兵家属就业问题等等。
最后上访团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为三条,以书面形式提交省委,要求尽快给予答复。这三项要求是:一、还我知青光荣称号,坚决要求回收;
二、为“一二三”彻底平反,补偿十年经济损失,三、承认上访团合法地位,不准打击报复。
3、西宁宾馆会议室静坐
3月12日下午3时,冀春光等省委领导,在西宁宾馆接见上访团全体成员,传达省委决定。
主要精神是:一、你们是国企正式职工,不在回收范围;二、文化大革命,农场是重灾区,问题成堆,该解决的一定尽快解决;三、要维护“三个秩序”,尽快返回农场。
与上访团的三项要求毫不沾边,代表们争相发言,会议陷入僵局。4时30分,省委领导同志退出会场。
5时许,上访团宣布静坐绝食,以示抗议。
晚7时,四团上访团15人到达西宁宾馆,当即宣布参加静坐。
晚上12时,冀春光第二次来到会场,传达省委紧急会议意见:一、就病困退问题,继续与山东协商;二、办农工商联合体,多余劳力调配到其它行业去;三、接待组继续到办事处去,听取你们的意见。
上访团在西宁宾馆会议室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师、团主要领导也在宾馆“陪坐”,一夜无眠。
第二天上午,办事处送饭到西宁宾馆,上访团成员无人就餐。
下午4时,省委常委许林峰同志传达省委决定,对病困退、调配等问题,表态更加明朗。
下午5时,上访团撤回办事处。
4、农场知青大罢工
农场知青得知上访团在西宁上访不顺利的消息,纷纷采取行动,声援支持上访团。
自3月14日起,三团、一团、园艺场等单位的知青,相续罢工,声称“不答复条件,绝不复工!”
3月22日,师直、工程团等单位的知青近三千人,在格尔木举行大游行。
与此同时,园艺场、工程团、师直和远离格尔木二百公里的二团,也派出了上访团,上访团成员超过了三百人,办事处人满为患,吃饭都很困难。
上访团分为两批共派出30人,到山东上访。
山东的答复是:只接收病困退,不搞回收;“一二三”是宣传提纲,不是正式文件。
从15日起,省委接待组第二次与上访团推举出的代表座谈,协商农建师问题解决方案。
代表们要求省委拿出处理农建师问题的正式文件,被拒绝。
上访团再次上街游行,游行队伍从办事处出发,一路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步行十几华里,到火车站广场讲演。
3月22日上午,刘永民传达省委意见:一、《农建师问题处理意见(草案)》正在研究,准备带到格尔木去征求场党委意见,不能通过上访团;二、《草案》原则上讲“回收”不是青海、山东两个省就能解决的问题,病困退,山东同意接受几种情况,青海就放几种情况;三、多余劳动力分期分批调配,时间、地点不好定;四、省委工作很忙,不能再跟大家见面,你们要尽快回农场。
上访团认为,省委的答复与八千知青的要求相去甚远,回去没法交代,决定到省委门前静坐绝食,以死相谏。
5、省委门前静坐绝食
3月22日下午一时,200余人的上访团,在办事处列队出发,徒步赶往省委,在省委大门西侧开始静坐,并贴出了《静坐绝食声明》,声明称,对知青的正当合理要求,如不做出书面答复,我们将身殉明誌。
当天下午,省委大门口加了岗,大门上安装了高音喇叭,反复播放中央十二号文件和西宁市革委会公告,勒令知青尽快撤离现场。
上访团给党中央、国务院发出了电报。
在凄冽的寒风中,在难耐的饥渴中,上访团熬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这天晚上,省委接待组刘永民等人也彻夜未眠,守在静坐现场。
第二天,办事处两次给静坐人员送饭,但无论怎么规劝,也没有人进食,送饭的同志泣不成声。
傍晚,闻讯赶来的西宁知青家长,欲冲进大院找领导“评理”,被门卫挡在门外,围观的群众情绪激动。
这时,参加绝食的知青,有人出现了头痛、呕吐等症状;三团十二连一名知青,胃病复发,住住进了医院。
晚上9时,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张国声接见了8名知青代表。
在听取了代表们的发言后,张国声讲话。
主要精神是,对你们长时期的艰苦生活,深表同情;“回收”解决不了,尽快搞病困退和调配;省委派工作组去农场,与场党委共同研究解决农建师问题的方案,吸收你们代表参加;农场要办好,这对柴达木开发很重要。
在拿到盖有省革委会印章的“上访合法,经费报销,不扣发工资”的文件(每一个代表一份)后,代表们同意停止静坐。
深夜12时,在经过代表们苦口婆心地反复动员之后,上访团撤回办事处,长达36小时的静坐绝食,宣告结束。
6、省委接待组第三次与上访团协商
3月26日上午,省委接待组与上访团选派的10名代表,开始在畜牧局会议室,协商农场问题处理办法,杨永东副师长代表场党委参加。
经过5天时间的讨价还价,反复磋商,省委出台了《农建师问题处理意见(草案)》,对病困退和就地调配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关于补偿经济损失问题,一是中央有政策(对冤假错案,政治上平反,经济上不再补偿),不可能解决。二是青海属于吃国家财政补贴的省份,明确表态没能力解决。
上访团认为,只要答复了前两条,即病困退回山东和就地调配,第三条要求可以放弃,征求农场知青的意见,基本上没有异议。
3月31日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顾委主任马万里到办事处,与上访团全体成员见面,传达省委决定,动员大家尽快返回农场,搞好春耕春种。     
从4月2日开始,上访团成员分期分批返回农场,到4月5日,全都离开了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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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6-10 10:13:03 | 显示全部楼层
三、“九一五”事件
1、“病例”装了两麻袋
上访团返回农场后,受到了热烈欢迎。
根据省委“处理农场问题,要吸收群众代表参加”的指示,各连队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了3—5名群众代表,然后由各连队的代表选举产生团里的代表。
此后,各团、连召开工作会议,都吸收群众代表参加,团里的代表被安排到各有关部门,协助做好生产、治安、调解,冤假错案甄别平反等工作。
师部医院、团卫生队接到命令,抽调医生到基层单位突击为知青查体;医生们早出晚归连轴转,填写病历把手腕都累肿了。
病历最后汇总到师部,整整装了两麻袋。
按照规定,已经转干的知青,不在病退之列,有的知青干部就干脆以工人身份办理病退。
省委工作组会同农场知青干部,带着“病历”到山东协商,并带去了谭启龙书记写给山东省委的亲笔信。
知青们翘首以盼,时刻准备回山东,有的放弃了两年一次的休假,有的开始变卖家具。
基层单位指挥失灵,1979年农场的播种面积不到一半,有的连队甚至不足五分之一。
在企盼中等来了坏消息:山东不接受“集体病退”,只接受“真病号”和顶替,夫妻分居,父母身边无子女等特殊情况。
省委工作组从山东直接进京,向正在北京开会的谭启龙同志汇报。谭启龙书记携工作组跑了国务院有关部门,国家劳动总局给青海特批了3500名招工指标,安置农场知青。
2、知青代表参加调配工作
1979年8月下旬,师部通知各农业团选派知青代表,到师部参加知青调配工作。
五个农业团场(含独立营,园艺场)的9名知青代表带着团里的介绍信到师部报到,被安排住进了招待所。
先期到达师部的省委工作组组长龚福恒同志在焦成祥师长陪同下,多次到招待所看望知青代表。
从西宁上访到8月下旬,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但农场问题却迟迟得不到解决——回收无望,病困退走不了多少人,调配也没有动静,知青们焦躁不安,纷纷要求“采取行动”。
据传说,省里把3500名招工指标分配下去了,各地、市、县的招工单位,之所以迟迟不来农场带人,是因为嫌知青年龄偏大,又“不好管”,不愿接受,还因为他们想用这些指标安置当地待业青年,缓解就业压力。
知青们担心“调配”也成为泡影。
知青们在军垦商场,贴出了大幅标语和大字报,批评省委言而无信,愚弄群众。
9月初有消息说,格尔木要举行通车典礼,庆祝青藏铁路铺轨到格尔木,届时,西北五省区和中央首长要来参加典礼活动。
知青代表们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提出了要见省委领导和中央首长的要求,并每天写一封信书面申请,请龚福恒、焦成祥同志转交。
9月12日,知青们在军垦商场贴出了给省委的公开信,强烈要求接见知青代表,否则将于9月15日在格尔木举行知青大游行。
9月13日,焦成祥转达了已经到达格尔木的张国声代省长的答复:不见知青代表,要见也只能见知青干部,劳动模范,生产标兵。
知青们决定大游行如期举行,为自己的前途命运做“最后一搏”。
3、游行到了通车典礼会场
9月15日上午8时,近百名知青从师部出发到达预定地点集合。
在此之前,师部已经给各团下达了死命令,要千方百计阻拦知青进城参加游行,知青们强行开出了拖拉机,有的连队甚至赶着马车送知青进城。   
到9时整,集合地点已经汇集了300多人,人数最多的三团,因为路途遥远等原因,没有按预定时间到达。
这时,一辆标有“通车典礼指挥部”字样的北京吉普车开过来,用扩音器大声斥责知青队伍解散。
知青们被激怒了,抬起了“棺材”就走,那纸糊的“棺材”上写着:“还我知青光荣称号”,“ 还我三千血汗钱”。
知青们纷纷跟着走,代表们指挥失灵,连预先准备好的游行宗旨和注意事项,也没有宣读完。
没有人预先勘察过游行路线,只知道省委领导住在铁道师工程指挥部,顺着这条公路走下去,就能找到。按照预先的设想,只要游行队伍一上街,省领导就会立即接见,游行便“大功告成”。
游行队伍先是排成了四路纵队,后又排成了八路纵队,强行通过了解放军战士组成的两道“人墙”,进入通车典礼会场,面向主席台,坐到了铁轨上。
随后又有600余名知青,分两批冲进会场。
4、严重的政治事件
半小时后,一名佩戴通车典礼指挥部黄袖章、穿公安制服的人走上主席台,用麦克风大声斥责农场一小撮坏人的破坏活动,命令知青们立即撤离会场,否则要采取革命行动,会场上气氛异常紧张,不少知青下意识地抓起脚下的石块,紧紧地攥在手中。
过了一个多小时,那名公安人员又出现在大会主席台上,要知青们派人到主席台上去谈谈,知青们没有反应。
主席台后面不远处,站满了集合待命的解放军官兵,有好几百人。
下午3时,那名公安人员宣布,“九一五”是严重的政治事件,要严格查处,通车典礼延期举行。
事后,根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那天原本是要抓人的,向中央请示,中央不同意。
5、看守所要人
徒步返回市区的知青们,在路上议定,到看守所要回被关押的战友。一团、三团各有一名知青在进入会场前被公安人员抓住。
看守所院里院外挤满了情绪激动的知青和围观的群众。
知青们从市公安局“请”来了葛局长(蒙族干部),要求他立即放人。
经过紧急磋商,知青们决定静坐绝食,以示抗议。下午6时宣读了绝食声明。
其实,知青们一大早就从几十里、上百里之外的农场往格尔木赶,到这时已经有十多个小时滴水未进了。
有人提议应立即去北京上访,得到响应,他们约定分头出发,到天安门广场见面。
深夜11时,仍然滞留在看守所大院里的知青剩下不到200人,他们或坐或卧,连冻带饿,昏昏沉沉,连葛局长什么时候离去也不知道。
第二天下午,市公安局下达了对两名知青给予治安拘留七天的处罚决定。
知青们放弃了要人计划,离开了看守所。
6、省公安厅干警进驻农建师
9月17日,省公安厅27名干警,奉命执行紧急任务,连夜赶往格尔木,一名副厅长亲自带队。
在师、团干部会上,省公安明确宣布,下来就是要抓人的,要对“九一五”肇事者,绳之以法。
在三团,调查走访几乎无法进行,公安干警走到哪里,哪里就围满了知青。知青们众口一词,说代表是选出来的,代表知青的意志和利益,如果说他们是坏人,那么我们岂不都成了坏人?要抓,就把我们都抓起来吧!
在一团,则贴出了题为《我的检查一百个为什么》的大字报,以种种理由辩称“九一五”是农建师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造成的,是知青们也不希望发生的,责任不在知青。
国庆节后,调查工作宣布结束,省公安厅干警撤出了农场。
当一位刑侦处长(藏族干部)向一名被列为重点调查对象的知青代表辞行时,这名知青代表调侃地说:“没想到我们由敌人变成了朋友,国庆三十周年大庆,我们却连一两肉都吃不上,处在我的位置,你闹不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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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青大返城
1、调配工作紧锣密鼓
  “九一五”事件发生后,招工单位按照省里的紧急部署,迅速从各地赶往格尔木,住进了农建十二师的招待所。
知青调配工作,正式拉开序幕。知青代表被“驱逐”出师部招待所,不再参加调配工作。
这时候,知青们的意见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一部分知青,特别是农业连队的农工,愿意参加调配,急于离开农场,到新的单位去工作。
也有不少知青,对招工的地域、单位、工种不满意,举棋不定。
还有不少知青,对“回收”仍抱有希望,等待观望。
有人主张,在上访团从北京回来之前,不能进行调配工作。有的连队在路上设“卡子”,不准接收单位的车辆进入农场。
急于要走的,暂时不愿走的,坚决不让走的,矛盾日益突出,关系十分紧张,有的连队甚至发生了斗殴事件。
省委工作组态度异常坚决,克服重重阻力,加快调配步伐。
11月上旬,北京上访团有人以个人名义发回电报,:“无结果,走留自由!”这电报本是受朋友之托,发回作参考的,可被“官方”拿去作宣传,调配速度明显加快。
2、北京上访
1979年国庆前,去北京上访的知青受到农垦部的正式接待,被安排住进了北京北郊的一个招待所。
从10月下旬开始,先后有两批知青离开农场去北京上访,上访增加到近二百人。
国务院农垦部有关领导多次到上访团驻地做工作,明确表态:回收不行,补偿经济损失不可能,“九一五”事件,青海省委和你们都要接受教训,不再追究责任,回青海解决问题。
青海省委派工作组进京,宣读省委决定,责成上访团尽快返回青海,否则后果自负。
12月15日上访团离京。
12月下旬,上访团成员返回各自的单位时,调配工作已经结束,3500名招工指标,只走了2300人。
不少农业连队,已经明显地感到冷清了。
转业军人家属的就业问题,已经解决,他们填补了农场劳动力的部分空缺。
3、农场元气大伤,知青心灰意冷
1980年元旦过后,农建师渐渐恢复了平静。
从79年元旦前后闹回城,到80年元旦前北京上访归来,知青们为改变自己的命运,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他们“折腾”了整整一年,搞得惊天动地。
仍有近四千名知青,滞留在农场。
没有人再提回城和调配,更没有人重提上访和请愿,一切都无所谓了,他们的国营农场职工的身份,已经无法改变。
他们用象棋、扑克和烧酒,打发工余的时光,甚至通宵达旦;有不少单位交谊舞盛行。
1980年,农场播种面积,仍然不足一半。
尽管市筹组(从79年下半年开始,农场归省农林厅和地方政府双重领导),省委工作组、农建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重整旗鼓,把农场办好,但总是回天无力,事倍功半。
4、山东接纳了所有知青
1980年底,农建师出台了一项政策,允许农场知青拿一半工资,回山东休假,自己“找门路”联系内调。
回山东休假的知青,大多数人找不到门路,靠打工补贴家用。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83年上半年。
在这期间,青海省委多次派工作组到山东协商,恳求山东接纳这部分知青。
1982年,青海省委书记梁步庭调山东工作任省长。
1983年,山东省作出决定,同意仍在农建师的全部知青回山东,均得到了安置。
                                                                                                                                    魏兆基
201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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