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我们要回家》

魏兆基

引  子

1998年，为了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30周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向社会广泛征稿，编写出版了一本知青纪实集《老知青写真》，书中有一篇是一位知青的后代写的《永远的西双版纳》，感人至深：很多很多年之前，在我还无缘到这个世界来潇洒走一回的时候，我的叔叔谢为群被隆隆的列车载往那个传说中美丽的西双版纳。那一天，上海火车站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那一年，叔叔只有16岁。爸爸说，叔叔去的是最远的橄榄坝。

二十多年后，当我在邓贤的《中国知青梦》里看到了“橄榄坝”这个熟悉的名字时，我的泪终于流了下来，但是叔叔再也不会回来了。清明时节，我在叔叔寂寞的墓碑旁拔去了丛丛野草，走进历史的叔叔却永远在我的心里，年年岁岁岁岁年年，只要南疆的风依然吹过青青的竹楼，西双版纳就会带着我的爱与伤痛定格在时空的长河中，成为一个无法释然的背影，永远永远。

在扎根西南边疆的岁月里，叔叔种橡胶，打群架，喝“玻璃汤”；而作为一个男人，他从来没有对家里人诉说过自己在橄榄坝的艰难与苦闷，家中的父兄只是在许多年后，读着叔叔同时代的云南知青的文字时，才深深理解叔叔当年一个“苦”字中所包含的全部。在我的记忆里最深的是一把二胡琴声如诉，我至今都记得。在寂寞的午后，叔叔一个人坐在小屋里拉二胡的背影，命运悬浮的叔叔如泣如诉的琴声，倾泄着他的愤满、痛苦与孤寂。

叔叔是1979年初，在云南农场十万知青返城的狂潮中冲回上海的，以后安排到一家日用品调剂商店工作。6个月后，因他在橄榄坝农场积下的旧伤复发，在医院手术台上猝死，麻醉引起的医疗事故，他死时才26岁。

叔叔去世后，与他当年在一起的农场战友们来吊唁，他们围着叔叔的遗像一个个号啕大哭，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男子汉们这样的恸哭失声，青春艰难岁月里互相依偎的情感是深入骨髓的。

那天祖母的银发在秋风中飘荡，老泪纵横，她望着这些痛哭的孩子们，呆呆痴痴地一遍遍说着：“为群从云南来信总说，我们想回家，我们想回家……”1972年，在云南瑞丽的一位四川知青想回成都探亲，因为连队知青云集，队上不能批，他竟然让同连的战友用麻袋将自己装上，没扎扣绳，抬上一辆进来拉白糖的解放牌载重车的保险杠上，汽车启动时，他用手紧抓保险杠，神不知鬼不觉混过了“边卡”红旗桥，到了保山，司机发现了这个变戏法式从麻袋里钻出来的青年，本想将他撵下去，一打听原委，司机一把揽过知青，自己先红了眼圈，粗声粗气的道：“我的弟弟也在东风农场割胶，兄弟，坐到前面来，跟我回家！”1973年10月，成都知青康运海接到家中一封加急电报：“母病危速归！”他好不容易向连队领导请准了假，经过6天的颠簸，火车终于停靠了在成都站那宽大的站台前，他很快就发现检票口处的母亲，这就是他日夜思想的母亲么，几年前离开成都时，她身体挺壮，精精神神，几年不见，竟是白发爬满额头，脸面皱纹。望着赢弱的母亲，差点儿掉下泪水：“妈，我在这儿……”母亲忙走拢来，抚摩着他瘦削的脸颊，好久好久才说了一声：“你瘦了，黑了！海儿，妈终于把你盼回家了……”在以后很多年里，他在睡梦中，一次次依稀看见，白发的母亲依旧站在火车站的检票口外的栏杆边，望眼欲穿的等待儿子的归来！

1996年，在北京召开“知青与社会转型研讨会”上，一位曾在云南农星局工作过的北京女知青告诉我，她年年都要做一件事，统计在云南的知青中非正常死亡人数，为患精神病的知青联系住院治疗，她至今难忘一师三团（改为勐养农场）的一位重庆知青疯了，他才17岁，整天口里重复着一句话：“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听来让人辛酸。

“我们要回家！”——这是千千万万个愁肠百结的母亲们悲痛的呼唤！

“我们要回家！”——这是1700万中国知青绝大多数人埋藏在心中最想倾诉的一句话。

“我们要回家！”——这是对文明与理性的回归，是时代的召唤！

1978年秋，在结束了民族浩劫的文革灾难后的第3个年头，在中国历史已经翻过去沉重的一页，拨乱反正开始一个崭新时代的日子里，仍滞留在云南垦区的8万来自上海、重庆、成都、北京、昆明的知青——这些共和国的苦难孩子们以他们的血肉之驱手挽手筑起一道新的长城，为了生存的权利和人的尊严，发出震慑山川的吼声：“我们要回家！”。他们来云南已经整整10年，青春在热带雨林中流逝，理想被南疆红土埋没，在生理上与心理上已经处于人能承载的极限，除了回家，他们依旧一无所有，在绝境中，他们已没有退路，他们举起热带雨林一般稠密的手臂，举起这面血写的旗帜——“我们要回家”。他们举着它义无返顾地向前走，不管前面是荆棘，还是牢房……

但时代宽容地拥抱了他们，他们胜利了！

1979年初，全国数百万知青大返城，长达20多年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终于画上了句号。

后  记

当我写完这部近40万书稿的最后一行字，正值火炉城武汉三伏天连日39度的高温，我疲乏而兴奋地靠在沙发上，轻松地微闭上双眼。几个月来，我伏案奋笔疾书这部凝聚着10万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苦难与风流的历史，我沉浸在沉重、愤怒、悲伤中，经常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很兴奋，我终于将它写完了！

我是一个老三届知青，由于家庭出身不好的原因，我曾在皖南插队落户长达7年，1975年我才因落实“独生子女，身边无一人”的政策被招工返城，安排在一家集体工厂当锯板工。1978年冬天我参加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费尽周折进了一所师专，我们那个班几乎有一半是知青。1994年开始，我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历史研究和知青文学创作，将“为一代人立言”视为自己的责任与使命。

我认为1978年底，1979年初，以西双版纳垦区知青发起的“我们要回家”返城风潮，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历史中最悲壮的一页。此时正值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中央拨乱反正，维护安定团结，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妥善处理了云南知青的问题，并统筹安排、调整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终于为长达25年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画上了句号。

1989年《海南纪实》刊出张力甫写的《1978，西双版纳八万知青返城风潮》，第一次向外界披露了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历史真相。紧接着在九十年代初兴起的全国知青文化热中，各地出版物的知青回忆录以及纪实性的报告文学、小说中陆续反映这段历史的情节和过程，特别是许多这一历史事件当事人的回忆叙述真实、可靠，很有价值。但令人感到缺憾的是，没有一部全景式多视角反映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上山下乡的书，给人一种语焉不详、断章不全的感觉。这也难怪，当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10万知青是由北京、上海、重庆、成都、昆明5个城市的知青组成的，需要有人来整合这段历史。

于是我花了几年时间去收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历史资料。

2001年夏天，我终于找到发起版纳知青返城运动的上海知青丁惠民。我的真诚与执着感动了他，他和北上请愿团的主要成员们欣然接受了我的采访，并向我提供他们保存20多年珍贵的资料（传单、简报、日记、工作笔记、照片和实物）。一年来，我先后去重庆、上海、北京采访了60多位当事人，他们的口述成为这本书最富有血肉的内容。

本书的前半部，试图在云南从古至今屯垦历史的大背景下，来介绍文革期间组建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对其所接受的10万知青安置教育的基本情况，以及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成都、昆明的知青在兵团时期真实的境遇以及1974年兵团撤消，恢复农场体制后，在时代大环境影响下，云南垦区知青中发生的微妙变化。前半部不少内容摘引了一些出版物中知青回忆文章及资料。本书的后半部从第十一章开始，切入丁惠民发起的版纳地区知青返城运动的主题，基本上以当事人们的口述，他们提供的历史资料及官方的文件资料来写的，没有一点虚构的成分。

由于条件的限制，我没有机会去西双版纳做实地踏访，也没有去成都、昆明等地采访。我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无论是在生产建设兵团时期，还是在农场体制时期，云南知青中发生的"泣天地，恸鬼神"的事情还很多，许多知青的遭遇与命运抗争故事很多，我未能写进本书，只能说句：“请您原谅了”。今后一定还会有人来写的，我这些文字只是沧海一栗，莽林一叶。

本书的问世要感谢以下前辈和知青朋友们的无私支持：

首先感谢革命老前辈，受全国知青尊敬的原国家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同志对我的教诲，对全国知青的关心和爱护。

感谢知青朋友丁惠民、刘先国对我的信任与支持。

岳建一先生的鼓励，使我完成本书有了勇气和信心。
重庆市的邹盛永、曾永庆、涂清亮、罗小文、徐裕敏、黄有志、王祖勇、阿蛮、孙建渝、谢继红、吴章明、陈远前、易立新、陈文仙、张秀英、吴绍怀、阮仁智、罗荣臻、彭其国；上海的周公正、孙向荣、陈鸿范、胡寅康、范嘉祥、王强、叶铁淳、徐长保、郑定乐；北京的陈尧、李向东、李再延；武汉的胡军、何明军；昆明的李英等同志接受我的采访，并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在此一并向他表示深深感谢。

感谢知青朋友刘小萌、官国柱、陈萍、谢春池对我的帮助与鼓励。

上海的刘先国和胡寅康，将他们保存20多年反映请愿团北上历程的300多张老照片无私地提供给我。本书选用了一部分，它们是弥足珍贵的历史瞬间的定格。
云南知青的生活轨迹还在延伸，追踪反映他们生命历程的知青纪实与知青文学必将延续。

刘晓航
2002年8月4日于武昌

魏兆基

在县城下车不久，我们又登上跑短途的中巴，几十分钟后就到了我阔别十一年的农场连队。
久违了！竟被眼前纵横交错的房屋商店迷了归途。好在有眼前的老职工认出了我，就象母亲见到走失的孩子一样，又惊又喜。这消息在小小的连队上传开了，人们纷纷拉着我的手，簇拥着邀我到家中玩。那份情，那份爱，我是无法表达的。我敢断言：人世间最珍贵，最美好的东西让我品尝到了，那就是徜徉杂圣洁的爱之中。
……造访昔日知青们痛恨的连长，她已退休在家搞副业。提及往事，她不乏感慨地说：‘你们知青一走，我们心里就空虚了一半。说实话，当初你们尽管调皮捣蛋，但毕竟是一群孩子，又远离亲人和家乡，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没有尽到责任！不少老职工在你们走后，心里常常有一种负疚感……哎，都过去了。回家见到同学们问个好，也请他们回盈江看看’不知怎么的，我想应喏就是出不了声，只是一个劲的点头。
顺着小路上了山，胶林依在，主干已经碗口粗，枝叶浓密。正直割胶季节，整片胶林流淌着胶液的芬芳，我不由自主来几个深呼吸，然后走近一棵胶树旁依偎情人那样紧紧贴贴地，背靠着胶树，让妻子认认真真留下这一瞬。我要将这情景融合的底片精心放大，嵌入我人生旅程的空白处。”
回云南第二故乡探访的知青们，没有忘记去凭吊追思那些永远长眠在红土地上不再回来的战友。现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工作的，原1师4团1营知青沈志明，1989年自费专程回西双版纳，他特地去胶林中一位知青的坟前，并写下一首诗《相逢》：
“我匆匆地走了，
没带一点礼品。
当初我们不都这样，
只是为了聚一聚。
也许，我们从没见过——
普通的农垦兵。
那坟前的幽幽小草——
分明是你不息的生命，
于是，我们这样相逢。
我默默地伫立着，
没有一句话语。
当初我们常会这样，
只是为了见一见。
也许我们曾经见过，
我们不都是知青——
普通的农垦兵？
那隆起的一丘红土——
镌刻着你青春的烙印，
于是，我紧紧地拥着你。
我缓缓地走了，
不道一声再见，
当初我们也是这样，
只是为了叙一叙。
也许，
我们没有辉煌的业绩，
我们只曾是一名知青——
普通的农垦兵。
可你为这片红土地献出了生命，
我被这片土地留住了心。
我悄悄地离去，
捧走了一把土，
那是你的精灵，
也是我的情。”
当年随丁惠民、刘先国北上请愿的知青代表们，这些年来，他们中有些人已不止回云南一次。
请愿团的画家曾永庆先后回过两次勐棒农场。当年这座地处中老边境的农场有6000来自各地的知青，条件非常艰苦，岁月刻下它26个年轮，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展现在他眼前的一个今非昔比的农垦现代化企业，他陶醉在“金凤腾飞”的瑰丽景象中。性格豪放的曾永庆被连队的老职工和农场的新一代们，一次次地灌醉；他笑了，他又一次次哭了。
2001年盛夏，为纪念赴云南支边30周年，重庆市一大批知青自发组团重返第二故乡。这其中就有请愿团的卫生员张秀英，她现在是重庆市一家汽车弹簧厂的下岗女工，她和丈夫一同回到勐腊农场一营三连，连队的老职工象迎接女儿般把她接到家里盛情招待。张秀英跑到胶林里，紧紧抱住一棵胶树放声痛哭，长时间地痛哭，她回想起当年在这里撒下的汗水和泪水，想起在这块土地上曾经遭受的屈辱，想起1978年冬天，怀着已有几个月的身孕随团北上，在天安门广场上雪花飘落了她一身……几位大娘和大嫂搀扶着她，她们也哭了……
刘先国、范嘉祥说等孩子大学毕业了，全家人一起回云南去看看红土地和橡胶林。
只有邹盛永说他决不回去，红土地留下他太多的恶梦！
人们都很关注丁惠民，这位当年发起返城运动的知青领袖的命运。
丁惠民本来就是个普通人，现在依旧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生活在我们中间。他返城后进了湖北仪表厂当了5年的油漆工，期间和陈文仙结婚，并有了一个漂亮可爱的女儿丁一。为了照顾夫妻分居两地，1985年他从湖北崇阳调到重庆市工作，在江北区一栋陈旧工人宿舍里安家。时值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启动，期望在新时期有所建树的丁惠民，也曾下海经商，办企业，刻苦读书，思考中国的社会问题。这些年来他一趟趟重返云南，他看到西双版纳惊人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所在的十分场学校已成为接待中外游客的旅游景点。他也看到在社会转型期，农场的贫富分化，老职工的生活艰辛与困惑。他往返于一个个农场，想起当年与命运抗争的一幕幕，非常怀念当年与他一起中流击水，关山飞渡的知青战友们，今天他们云散各地，他很见见他们。
丁惠民有过于沉重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回顾23年前那场结束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历史的知青返城潮，他说：
“知青的话题太过沉重了，即使当年胜利返城了。这代人命中注定的磨难仍然在继续，他们返城之际，也是中国刚刚启动改革开放政策之时。在这二十多年里，知青作为社会基石的部分，承受了一系列经济改革必然产生各种伤痛，苦苦煎熬，终于换来了社会进步，社会繁荣。然而，改革开放初结硕果时，他们中的大多数却因年龄层次，文化结构等被列入下岗大军，目前正处于勉强温饱的贫穷状态，令人感叹，酸涩难辩。返城至今，各地众多知青中不乏事业有成者，但个人的成功毕竟是渺小的，唯有融入群体才可以彪彰于史册，留与后人。”
他希望在各种知青的社会文化活动中，应当尽量避免商业的铜气，多一些团队精神。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是10万多知青血与泪，爱与恨编织的历史。
1978年底至1979年以版纳知青为主体发起的“我们要回家”运动，是中国当代历史凝重而悲壮的一页。
版纳知青精神永存！
中国知青精神永存！

魏兆基

12月4日，东风农场四分场以全体上海知青的名义致电上海市委和市劳动局，要求为广大知青平反昭雪。电报全文如下:
上海市委转市劳动局:
1月23日，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文章说出了我们全体知识青年多年来埋藏在我们心里的话，我们在云南边疆的广大知识青年深深体会到党中央、华主席对我们的关怀。8年前我们深受林彪、“四人帮”及上海代理人的欺骗，被一锅端弄到云南，来到农场。在农场几年来深受“四人帮”及云南代理人政治上的迫害，精神上的打击，身体上的摧残，已经走投无路了、忍无可忍了。
今天，广大知识青年已被广泛行动起来，开始停工停产，揭发批斗“四人帮”，和农场当局斗争。“四人帮”对我们知青犯下了滔天罪行。强烈要求一锅端回来参加“四个现代化”建设。目前局势非常严重，知青运动遇到阻力，但斗争仍在继续，仍在扩大。
我们全体知青最最强烈要求上海市委接电后派人组成调查组，火速来云南景洪东风农场四分场调查处理问题，为广大青年平反昭雪，目前我们全体知青正在坐等你们调查组来。
云南景洪东风农场四分场全体上海知青1978年12月4日
更为激烈和兴奋的是丁惠民、胡建国和刘先国，他们发出并征求签名的第二封公开信的时间比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的评论员文章还早5天，而两者的基本观点是那么吻合，特别是对十年来上山下乡得失估计，对怎样正确理解青年同工农相结合，如何才能真正缩小三大差别几乎是不谋而合。这表明他们政治敏感度，对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是准确和超前的，他们向中央高层领导提出的大胆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政策的决策者们也在殚精竭虑在思考，知青问题实际已提到全国一盘棋安定团结的大局上，是不能回避的。他们从评论员文章看到高层对“城市青年下乡，乡下农民进城”人口流动怪圈的不满，看到中央将城镇广开就业门路，扩大大、中专学校招生的措施，这是逐步收缩并结束上山下乡的一种暗示，评论员文章虽然一句也没有提到还在农村和农场的知青可以全部返城，但评论员文章中提出的“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举措分明就是一个绿色的信号灯。
他们的信心更足了，心中荡漾着春风，他们决定要加快运动的进程，把这堆火烧得更大一些。
第二封联名信发出后，形势发展迅猛，每天都有几十封各农场的知青来信被送到丁惠民手中，他每天要花一定时间读这些来信，心情难以平静。来信中有响应签名的，有表示感激的，有询问的，也有出谋划策的。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知青们以拙朴的文字在信中向丁惠民--他们心目中的领袖倾诉自己的内心痛苦和在农场岁月里所经历的种种磨难。
很多年后，《天涯》杂志在“民间话语”栏目中刊出一份橄榄坝农场知青的揭发信(出于对环境的考虑，没有写时间、写信人的姓名)。
我要回家，要温暖，要亲人团聚--
我是北京知青，来西双版纳近10年了。这10年中给我带来的却是冷酷无情的精神摧残和疾病，带给肉体的折磨，至今不愈。
我曾患肝炎、慢性结膜炎及视力差等症。有时候病的实在难以坚持劳动，但请病假，领导不批，硬让我坚持劳动，还给我规定定额。如完不成，领导就扣工资。有病的同志申请办病退，长期拖延不予办理。如今七十四号文件出来了，使人感到心寒得很。我父母74岁就退休了，按文件精神又不予办理，有的人可办“困退”顶替。我哪一条也沾不上，只好在这里活受罪。与其在这里受罪，我看倒不如在北京坐牢!党中央华主席对我们的关怀，天知道被谁贪污了。
对于上山下乡，我没啥意见，但是轮到哪个上山下乡，就让哪个呆一辈子，这怎么使人受得住?当兵的可以复员，医疗队的医生可以轮换，干部不再被赶到“五七干校”了，“五七干校”却成了安排知青的场所。知识分子解放了，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
曾以反共为职业的战犯都释放了，让他们与亲人团聚回家;六二年窜犯大陆的美蒋特务也释放回家和亲人团聚，难道我们的身价连人民的罪人都不如吗?国家国民经济有困难，许多知识青年不能在家乡就业，然后却把这些危机及困难全部转嫁到我们这一部分知青的头上，我实在想不过。如果采取轮批调换，才合理。
有的干部利用职权把自己的子女调回来。比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XX就把他的儿子调回去了。诸如此类事实在不止一件，尤其是八场，此类事不少。如果你们调查一下就明白了。
这里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分公款。比如以八分场党委书记杨某为首的八分场干部，把一部分补助困难工人的补贴全私分了。八分场的干部几乎每天分到几十元(分场干部在七六年的事)。
有的干部披着共产党的外衣，却做损害党的利益的事，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处世狡猾又奸险，捂盖子，保自己，整群众，压知青，制定土政策文件，却冒充中央精神。
以前跟“四人帮”跟得特别紧。“批邓”的哪个地方都卖力气，大肆树朱某(指朱克家)这类政治爆发户。
知青探亲超假车费不予报销，超假几个月即降为临时工，一天八角钱。有病的人和强劳动力规定一样的定额。有病坚持不了，队干部不批病假;如休息算旷工，又扣工资;群众越级反映情况，受到场地领导层层制压，他们层层互相包庇，因此把我们逼急了，我们去请愿罢工，我们要民主、要人权，不要专制。我们在这里的处境，如果你们能体验一段时间，就会彻底了解我们。
领导同志在政治上对知青不关心，一贯采取欺骗与压制。生活上也不关心，我们除了吃不上菜和油肉之外，劳动回来常常要自己做饭，因每月发给大家八斤面粉，只好自己做饭。我们名义上是四十斤定量，但其中八斤是老玉米粒，这种原粮让我们怎么吃?农场几乎没啥福利事业。自己农场的车船，都要收费乘车。农场自己生产的肥皂及橡子油却随意涨价。在农场招待所所有的住宿费也上涨，我们自己生产的蔬菜及其他农产品，自己吃用也要收钱，并且每年各队收获的花生、黄豆，分场都要强行征收一部分。
有些单位，有的知青有思想问题，有包袱，想不开，个别人甚至自杀了。我队有一个知青患癌症死去，生前她请病假不批准，直至她死去。
我要回家，要和亲人团聚，再也不想再忍受下去了。”
这封信控诉了农场知青们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这在版纳垦区农场却是很普遍的现象，知青们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

魏兆基

第一章

云南农垦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一、云南，美丽富饶神秘的红土地"
   云南地处中国的西南，是东亚腹地，欧亚板块的集合部，喜马拉雅山南麓，历史上是通往西藏及印度大陆的南部的入口。因其物种的多样性，被世界动植物学界誉为“地球物种的基因库”；因其文化独特性，受到世界人类学家们的关注与青睐，被誉为“人类社会进化的活化石”；同时，也因其土壤为深红色，而被形象地称为“红土地”。
   但是两千多年来，云南——这片特殊的地域，只是与朝廷的发配充军，民间的逃荒移民，躲避战乱相联系，在人民眼里云南始终是“瘴疠之区”和“蛮荒之地”。这些人云亦云的传闻，半是事实半是虚夸的误解，使云南一直笼罩在一层神秘的纱雾中，既令人神往，又使人望而怯步。

   其实这片美丽、富饶的红土地，数千年来一直演示着云南与祖国内地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考古发掘表明，云南不仅是亚洲乃至世界最早的人类栖息地之一，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距今1400万年的腊玛古猿化石的发现，距今170万年前元谋人化石的发现皆证明云南是人类祖先的生息繁衍之地，而云南青铜器的出土，也证明云南早在战国和西汉时期，就有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文明。

   云南虽地处中国西南一隅，但和中原华夏民族保持着割不断的血脉亲缘。尽管在历史的进程中，云南与中央政权的关系时密时疏；从我国时庄开滇到秦代“五尺道”开通，从三国诸葛亮平定南中“七擒孟获”到唐王朝与南诏的修好，从元代塞典赤治理云南到清朝“平西王”吴三桂称霸云南，从武昌辛亥首义波及到云南的“昆明重九起义”到“护国运动”，滇军血战台儿庄重创日寇，“一二·一”学生运动的民主浪潮到卢汉的和平起义，都证明中国内地的政治与经济的变化也无不对全国产生重大影响。在云南这块“天高皇帝远”的边地上，在连绵不绝的大山的皱褶里，同样藏着历史演变的兴衰荣辱、悲欢离合，躁动着时代更变的难以预测的玄机。最具代表性的是1915年蔡锷将军领导的“护国运动”和发生在1978年末至1979年初的云南5万知青罢工，请愿返城运动。1915年，在辛亥革命血泊爬上总统宝座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又镇压了国民党人领导的“二次革命”，采用一系列卑鄙手段复辟帝制，取消民国称号，改用“洪宪”年号，全国哗然，各省纷纷举起“伐袁”旗帜，但是，打响拯救共和、护国运动第一枪的不是京、津、沪，而是远离政治权利中心的云南。1915年12月25日上午，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将领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反对帝制，武力讨伐袁世凯，通电一经宣布震动全国，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具有辛亥革命优良传统的滇军组织护国军奋不顾身入川作战，重创北洋军，经浴血奋战，终于打倒了复辟称帝的袁世凯，恢复了共和，这一段历史成为云南人民的骄傲。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中，从1967年开始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成都、昆明10余万知青被动员到云南参加支边建设，他们给这块广袤闭塞、落后的边疆带来了热血沸腾的青春朝气与活力，带来了知识与文明。他们和兵团官兵、农场老职工在一起开荒种植橡胶林，为云南的农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10万知青辉煌的青春梦失落在红土地的热带雨林中。10年中，他们经受了太多的磨难与煎熬，有一些知青甚至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1976年打倒“四人帮”文革宣告结束，党中央拨乱反正将被“四人帮”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实事求是地处理解决在10年文革灾难中遗留下来的大量社会问题。邓小平等改革大师的运筹帷幄正在逐步抚平十年动乱给成千上万人带来的创伤，人们看到了前途与希望。这时散布在全国各地农村的插队知青开始以各种方式踏上了“返城”之路，但在边疆农场的知青们，却被人遗忘了，因为他们已经成了国营农场的职工，连“知青”的称号都被剥夺了，回城无望，尤其是远在西南边陲的云南垦区的知青们。10年来，他们创造了财富和价值，但他们的生活境遇没有多少改变，在先的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继而恢复的农场管理体制，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积压的矛盾越来越多。到了1978年底，在回城无望，前途渺茫处于绝境中云南垦区5万知青已经形成了一堆只要一根火柴就能熊熊燃烧的干柴，为了明天，他们终于举起“我们要回家”的旗帜，向党中央最高层领导，向全国人民呼救！他们铤而走险选择了罢工、请愿这种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允许的形式‘表达’了广大知青要求生存，维护人的尊严的权利。毕竟时代不同了，人性复归，理性复归，由于“天时地利人和”种种客观与主观因素的整合，他们返城的愿望实现了。10万云南知青在全国1700万知青仅为一百七十分之一，数字微不足道，但云南知青义无返顾的壮举，却促成了全国知青的胜利大返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滚动的链条在这里断裂了，这场长达20多年被事实证明失败的社会实验终于画上句号，成为沉默的历史。

   说起10万知青去遥远的云南上山下乡，就不能不追溯历史上云南的屯垦和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因发展中国的橡胶生产而兴起的云南现代农垦事业。

   二、云南历史上的屯垦

   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了包括今天云南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在秦始皇即位前后李冰任蜀郡郡守时即已开始在今川滇边界的宜宾棘道开山凿崖修筑通往滇东北的道路。以后秦始皇又派常安页把李冰修筑的道路一直延伸到滇北的曲靖附近。由于道路仅宽五尺，时称“五尺道”，这条道路虽窄，在巩固和加强封建王朝的中央集权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五尺道”的修筑，“西南夷”各部落和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密切起来。秦还在邛笮地区设置过郡县，这为西汉普设郡县和移民屯垦创造了条件。

   从西汉开始，对云南进行移民屯田，主要在滇东北和滇池地区。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实行屯田，主要在滇东，因此中原地区汉族人民进入云南，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并促进了云南的经济文化发展。汉代在云南屯田，主要是军屯，即驻防屯守的领军官吏把所领戎兵长期不更换，于是成为落籍在南中的移民屯户，继续从事屯田生产。落籍后的领军驻屯，随着屯田的稳定和发展，逐渐形成大姓。戎兵落籍驻屯，成为大姓的部曲。官营屯田由于扩大了劳动力的来源，促进了生产力，推动了滇东、滇北地区的社会与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中地区还有过几次民族迁徙。如三国时期李恢迁永昌地区的濮民到云南建宁、晋初，滇东北的汉族西迁入，包括洱海地区和滇南，他们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对古代云南的经济文化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云南实行大规模的屯田，并设立机构管理屯政，实始于元代。从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到至元十六年（1279年）赛典赤任云南行省平章事期间，开始实行民屯以发展生产。他们从清理编户入户和田土入手来推行民屯形式。在云南省境内置立民屯8处，屯户共1505户，屯田共56559双。元代云南大规模置立军屯是从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开始的。据《元始·世祖本纪》载：“至元二十六年三月，立云南屯田，以供军储”可见元代先立民屯后置军屯，都是为了解决军粮饷不足的问题。

   明太祖朱元璋在统一全国前，在攻城略地过程中就已在占领地区实行屯田，统一全国后，也以屯田作为增加军事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重要措施。明王朝不仅在内地和北方境界的确实行屯田，而且在公元1382年（洪武15年）以30万大军剿灭了云南的元梁王巴匝刺瓦尔密，平定云南之后，即在云南实行“军屯”、“民屯”和“商屯”。屯田制的推行为云南招来四、五十万汉族农民，并使内地的农作物品种及耕种技术在云南得到推广，使云南的水利灌溉工程得到兴建和修整。如昆明南坝闸工程的兴起，使“田不痨于旱涝”，滇池海口整修疏通避免了洪患。明代在云南实施屯田，促进了当时云南社会和经济发展。云南地处边疆，多数地方还处于农奴制和奴隶制时代的经济形态。土地归农奴主和奴隶主所有，广大各族人民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在这种落后的经济形态下，生产落后，人们只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明王朝实行封建的中央集权，对土司的权利有所限制，从而为明王朝在土司领地里实行屯田创造了条件。

   清康熙大帝平定“三藩”后便开始在西南各省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废除明代遗留的“庄田制”，凡是耕种庄田的汉、白、彝族农奴，交出一定的地价后，便获得土地的私有权，自身也成了自由农，直接对官府交纳田赋，负担徭役。康熙31年（公元1695年），清廷废除屯田制，将屯田并入民田，使各地大量军田变为私田，这样云南大部分地区有了与内地相同的经济制度，土地进一步私有化，各府、州、县控制的户籍和经国家丈量后的征赋的田亩已达到相当数量，生产恢复，商业逐渐繁荣，各地土司势力有所削弱，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在客观上都起到了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巩固封建国家边防的作用，因而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

近代以来，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扩大深入到云南，封建剥削加重，土地兼并不断发展，赋税日趋增多，仅田赋一项就有谷捐、米捐、钱粮杂支，随粮夫马津贴、官租……五花八门，多达30多种，民不聊生。鸦片战争以后，烟禁废弛，反动政府借烟税以增加财源，“寓禁以征”无异鼓励农民种烟，于是云南境内几乎到处是罂栗花，大大缩小了耕地面积，粮食产量不能自给而大量进口越米和缅米，这是近代云南农村经济畸形发展的结果。这种现状一直持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完成边疆地区的民主改革和土改后，继而进行农业合作化运动之后，云南的农垦事业才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魏兆基

三、为了发展我国的橡胶生产而诞生的云南垦区
解放以后当代云南农垦事业是与国家有计划地在云南发展橡胶种植分不开的。
橡胶产长于南美巴西的亚马逊河流域，为热带雨林中的上层种树。橡胶树因其每柄上有三片叶，固又称三叶树。从野生到人工栽培，到橡胶制品工业，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橡胶的经济价值很高，一般来说，栽下一棵橡胶树苗，7—8年就可以割胶，经济寿命可长达50年。于是，许多国家视发展橡胶生产为国民经济的“绿色命脉”。
国际上权威的植胶理论认为：橡胶树只能在赤道两侧南北纬度20度以内生长，超越20度就是植胶禁区。我国是一个温带国家，北纬20度以内地区只有一个小小的海南岛，按照上述理论，我国是一个贫胶国。地球上北回归线的两侧国家和地区都是沙漠荒原，惟独这条被世人称为荒漠之线，在中国西南地区还保留着一块热带雨林，葱葱郁郁使北半球充满生机，这就是云南的西双版纳，西双（即十二的意思）版纳（雨林中间的平坝）保留着银杏、铁杉、擎天树等众多热带珍稀植物和孔雀、大象、孟加拉虎等珍稀动物，它成为北回归线上一颗璀璨夺目的绿色明珠。
据记载，橡胶树最早于1876年，由英国人魏克汉把它引种到了东南亚。以后，橡胶树在东南亚亚热带雨林及人工栽培迅速繁茂。中国栽培橡胶树的历史，始于1906年，它由傣土司，同盟会员刀安仁在新加坡考察时，发现此地有橡胶树，也有榕树，联想到故乡滇西的盈江榕树长得根深叶茂，何不尝试种植橡胶树？随即买了8000株橡胶树苗，派人送回栽种在盈江的凤凰山山坡上。抗日战争中，日寇侵滇西，为筑路大肆砍伐树木，这批橡胶树难逃厄运，仅存活两棵，后被台风吹倒一棵，现仅存一棵。它高30米，距地面50厘米处主干径围3.4米，主干分出五枝粗大的树杈。它生长的凤凰山南坡地处北纬25度，海拔960米，已超过植胶禁区。它被称为“中国橡胶树之母”，比台湾和海南岛引种胶树都要早。
而云南在西双版纳的橄榄坝，有一片只有70多棵树的橡胶林，然而每棵树都非常高大，有的直径达到130多厘米。50多年前，有一位叫李宗周的华侨，认定橄榄坝可以种植橡胶树，便从国外引种籽试种，第一、二次都失败了，第三次他从泰国运来2万株橡胶树苗，建立暹华胶园，栽培橡胶树，这次终于获得成功，这70棵橡胶树就是第三批引种的幸存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急需橡胶，但由于受到美国冷战制定的对华经济遏制政策，不允许向中国出口橡胶。1951年5月16日，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主任陈云在中共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橡胶是战略物资，从朝鲜战争以来就不能进口了。海南岛可以种橡胶，但数量很小，中国别的地方可也有宜种橡胶的，产量虽然不及南洋群岛那么多，但是比没有强。
是年7月起，云南省农林厅组织植物学家蔡希陶、秦仁昌等组成三个调查组分赴滇西、滇南、思普地区调查橡胶树资源，并对盈江、橄榄坝已有的巴西三叶橡胶树进行实地考察。1951年8月在全国第一次橡胶会议上，陈云看到了橄榄坝橡胶园拍下来的照片，十分兴奋地说：“我们的建设非常需要橡胶，今后要多种植。”这一年8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一百次会议通过《关于培植橡胶树的决定》，指出：“橡胶为重要的战略物资，美英帝国主义对我进行经济封锁，为保证国防及工业建设的需要，必须争取橡胶的自给。”决定提出，自1952年至1957年以最大速度在大陆的广东、广西、云南、福建、四川等5省区共植巴西橡胶及印度橡胶770万亩，其中云南为200万亩。
1952年3月，云南省农林厅在盈江、莲山建立橡胶林场；8月改为特种林实验场，是年那3—4月，第一批复员军人，14军的199名官兵转业到该场工作。
1952年12月24日，中央指示开辟云南植胶区，5年任务暂定为100万亩，决定由中共西南局，云南省委主持成立云南垦殖局。
1956年1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林业部云南垦殖局成立于昆明市，由西南局农林部副部长屈建出任局长，并调入干部1602人。
1月24日，中央林业部以尼卓维夫为首的5位苏联专家和10多位中国技术人员由北京飞抵昆明，组成26人的调查队到热带雨林地区调查，并写出完整的调查报告，其结论为：根据气象，土壤、植被、病虫害等多科分析，普洱区的车里（即景洪）、镇越（勐腊）等县是完全有条件植胶的。“1955年3—5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13军、14军及公安兵团共计3766名复员官兵转业先后组织了潞江、黎明、勐撤坝、双江、金平等6个军垦农场。是年5月，橄榄坝原暹华胶园仅存的87株胶树首次割胶。

魏兆基

四、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滥觞——50年代的青年志愿垦荒队。
1954年2月，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作出大量开垦荒地的决定，全苏联的青年奋起响应这一号召。2月20日，莫斯科的志愿开垦者在克里姆林宫集会，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在集会上发表了富于鼓励性的讲话，强调动员青年到边疆垦荒，是因为苏共中央认为这是解决当时粮食问题的有效途径，苏联拥有大片肥沃的荒地，国家已往垦荒区送去几万台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青年们能够利用国家送去的这些机器开垦荒地，生产粮食。他强调，去边疆，把城市的文化带到荒原上去，他希望青年们在那里永远定居下来，苏共中央认为这是一种花钱少而收效大的方式。
当天夜里，载着青年垦荒者的第一列火车就向阿尔泰这个重要的开荒地区出发了，接着人的洪流、机器的洪流，各种物资的洪流就源源不断地向阿尔泰涌去。到1955年5月中旬，已有2万多青年垦荒者到达阿尔泰，所计划生产的粮食，将达到全苏联当年计划的粮食总产量的1/20。截止1955年，全苏共动员了27.4万城市青年去垦荒，其中以共青团为主体。从城市动员青年到农村已成为当时苏联的一个趋势。但是，以后的事实证明，苏联当年动员大批城市青年去边疆垦荒是失败的，因为没过几年这些志愿垦荒者大多倒流回城市。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撵下台后，罗织他掌权期间所犯错误中就有头脑发热，动员大批城市青年去边疆开荒这一条。
50年代正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时期，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经验是必然的。1955年4月，青年团中央组织中国青年代表团赴苏学习苏联正在进行的开荒的经验，还到阿尔泰地区进行访问。回国之后，他们向党中央递交了《关于苏联开垦荒地的一些情况报告》，党中央认为这个报告很有价值，于1955年6月27日予以转发，成为我国青年开展大规模垦荒运动的前奏。
1955年9月，由党中央发起组织的首批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由北京出发到达黑龙江省萝北县，在全国青年引起巨大反响，由于在全国各地大张旗鼓地宣传，造成巨大声势，继北京之后，在3个月内，全国已有辽宁、黑龙江、吉林、河北、山东、上海、武汉、天津、湖南、广东、浙江、福建、河南、云南、江西、广西共16个省市及部分县城组织了青年志愿垦荒队。1956年1月24日的《中国青年报》在头版以“青年们，开垦荒地去，在那里成家立业吧！”为标题，整版地报道了各地青年垦荒队的活动。据有关部门统计，共有21万人参加了这场全国性的垦荒活动。这场运动的兴起不仅是学习苏联的经验，也与国家为了解决城市粮食供应与解决中小学毕业生出路问题有关。它成为60年代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先河，是对城市移民的最初摸索与试验。当年这些青年垦荒队所开垦的地区，大多以后成为接受安置知青的基地。最重要的是这一场迅速兴起璇即衰落的运动经夸大的宣传的浪漫的创业生活，以后竟成为动员知青上山下乡的学习楷模。
1955年10月到达云南垦区的第一支昆明市青年志愿垦荒队是由刘小三（时任昆明市一个铁厂的工会主席）、梁正富、王延彬等人在《云南日报》上发出倡议，几天内得到6000多青年响应，最后经批准了389人；开赴距中缅边界仅100多公里的滇西潞江河谷，在龙陵县组建潞江坝青年农场。
随后，1956年2月，昆明市有500多名青年集体到西双版纳垦荒，还有1400多名青年到达德宏，在怒江河谷和高黎贡山余脉建立了5个集体农庄和垦殖场。在两年内，云南省一共组织了21支青年志愿者垦荒队，人数达到了3775人，建立了13个青年农场。他们应该是第一批来云南垦区的城镇知识青年，第一批到潞江坝的知识青年的劳动和生活，被作家黄天明写成小说《边疆晓歌》，于1963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当时青年中引起很大反响。直到70年代初，当正在组建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到上海、成都、重庆去招收应届毕业生时，还曾用这部小说进行宣传动员，很多知青都是深受这部小说的感召坚定了去云南扎根边疆干革命。
实际上，《边疆晓歌》对青年垦荒生活做了浪漫的描述，在西双版纳美丽丰饶的大自然中，他们捉孔雀，饱吃香蕉。白天开荒，晚上在土司的大坪场上围篝火跳舞，畅谈理想。小说描写了省、自治区，农业社对垦荒的多层领导，并将垦荒队分成先进、中间、落后三个群体。这种按照阶级成分编写的人物关系表，反映出知青们要建设理想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充满阶级斗争的高度集权的社会。人们评价它是一部充满了革命理想和革命浪漫主义激情的作品。与其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这当然是后话了。
1957年3月25日。云南农垦局正式成立，直接受国家农垦部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双重领导。从1958年起云南农垦由事业管理转为企业管理，对生产单位进行经济核算制，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到1969年农垦局撤消，被生产建设兵团体制替代。
这些转业官兵分批到个垦区，先后组建了东风、勐定、勐省、耿马等国营农场。这些国营农场到了70年代初成为接受安置大批知识青年的地方。如由13军526名转业军官在大勐龙组织的东风农场，以后成为接受知青最多的一个大农场，共安置了近2万名来自上海、重庆、北京、昆明的知青，其中上海知青近8000余人。
195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发出《动员十万干部转业复员参加建设》的指示。是年中共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将军区所属部队一部分干部转业共计3000余人转业到国营农场参加生产建设。在这之后，1962年8月，昆明市又一批青年学生1130人到达思茅垦区农场。1965年12月，从四川的成都、重庆两市共动员1379名支边青年到达昆明，分批安排到德宏、临沧、红河、思茅四个垦区。根据统计1966年文革前在云南垦区的支边青年总数达到6300余人。
也是在这一年，云南垦区橡胶林地的开垦形成十大工序：林地踏勘规划，斩巴、清巴、烧巴，修筑林间道路及防牛工程、垦地、选基线定林、筑梯田留表土、定株标控大穴、施基肥、回表土。
1959年9月24日，中央书记处电告云南省委“云南地处边疆，地广人稀，为了发展云南省的橡胶及其热带经济作物，决定从湖南调往新疆自治区的60万劳动力中，抽调5万给云南省，在今冬明春先从湖南西部地区迁入云南1万人”。
从1959年12月到1960年元月的两个月内，云南垦区共安排湖南支边青年10095人，随迁家属5212人。11月又接受第二批湖南移民11899人，家属9432人，分别分配到德宏和临沧地区的几个农场。1965年到1967年又陆续接受湖南18个县流入云南的农民劳动力12000余人，总计安置湖南迁移来的农民为35000余人，他们成为云南垦区的主力军，为各农场的基础建设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以后各农场的基层干部大多是这些湖南老职工。70年代初各地大批知识青年被安置到云南垦区的各农场。基本上以湖南老职工为骨干，与知青混合编队，组建营、连（生产建设兵团撤消后，又改为分场、队）。他们向知青们传授生产技术，在生活上帮助关心知青们，由于湖南老职工们大多文化低，见世面少，加上受狭隘的小农经济思想束缚，与知青们在心理、行为方式上很难融合。在长达10年的朝夕相处中，这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在同一方水土，同一块蓝天下，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共患难的同时，也发生不少冲突，也演绎出许许多多恩恩怨怨，但归结一点，他们的汗水与泪水是往一处流的。
据云南省农恳局的统计，截止1962年底：全垦区有农场66个，职工59065人，土地总面积为548万亩，橡胶林12.8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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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革期间首批赴云南垦区的知青——北京五十五
“北京五十五”是以李镇江为代表的北京中学生，共计55人，平均年龄不到17岁。“北京五十五”最早的发起者是东城区25中、65中等学校的红卫兵，以高中生为主，不少人的父母亲都是高级干部，他们中一些人都在东城区红代会担任了一定的职务。
出身高干家庭的李镇江无疑是当时众多狂热知青中富有冷静思考思想早熟的先进人物，作为北京市65中红卫兵的领袖，他在红卫兵运动风气云涌，已成燎原之势时，陷入对这场“破四旧”转而“打倒走资派”的革命运动的苦苦思索中。他那些为革命戎马一生的父辈们，一夜之间从高高在上受人尊敬的地位，被打翻在地。昔日高干子弟的优越感，消失殆尽。他们当初造反是为了打倒自己对立面的人，可造反到自己亲爹妈头上了，于是他陷入了迷茫之中，难堪而痛苦。他们停止盲从，认真阅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18岁的李镇江和他的“战友们”从毛泽东一贯主张青年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以此重塑自己，并以此证明自己的阶级忠诚和找回已失去的优越感。
李镇江1966年在“大串连”的时候去过云南，还长途跋涉到过西双版纳。那里的热带雨林，傣家竹楼，遍地的鲜花和水果给他留下太深的印象。这是一块美丽而神奇的土地。当地人告诉他们，帝修反卡我们的脖子，进口橡胶很困难，我们一定要种出“争气胶”。李镇江怀着一种浪漫的色彩提出来：去云南！立刻得到许多战友们的响应，去云南，去西双版纳，建设我们国家的第二个天然橡胶园基地。
他们说干就干，去云南的方案迅速地酝酿成熟，他们还成立了一个核心小组，成员有王树理、苏北海、伍穗平、何龙江等人。
1967年11月，由伍穗平、何龙江、张劲辉组3人先遣小组出发了，他们身上揣着首都东城区红代会的介绍信和大家凑的路费，专程赴云南与当地领导联系去西双版纳开垦胶林的事。
时值“文攻武卫”的黑风正在席卷全国，他们乘的火车一路上停停走走，走走停停，整整走了一个星期，腿都坐麻了。刚刚走出昆明火车站，就听到枪声，原来期间昆明市区，云南的两大派“炮轰派”与“9.13”派之间武斗正酣。
当时云南省革命委员会还没成立，最高权利机构是军管会。省军管会边疆组的负责人叫桑传宝，是一位级别很高的军人，他热情地接待了首都来的“革命小将”们，仔细看了他们的介绍信，笑了：“我很佩服你们的勇气，我也很愿帮助你们，事情并不象你们想的那样简单，你们要到边疆安家落户，必须经过上级批准。”
“哪个上级？”
“反正，我们省军管会决定不了”
“那，就要找党中央、国务院了？”
桑传宝笑而不答。
三个人去时兴冲冲却一无所获地回来了。回北京后，他们又在一起商量对策。有人提出：“我们去找周总理，周总理一定会理解我们，帮助我们。”
“可是我们怎么能见到总理呢？总理太忙了，不可能有时间听我们详细的口头汇报，我们写一份材料，找个机会递上去。如果总理批示了，问题就解决。”
他们坐下来斟酌措辞，充分陈述理由，写好一个报告。
11月下旬的一天，机会终于来了。正在东城区红代会值班的北京65中高三女生林力同时接到来自两个渠道的消息——他在《北京晚报》当记者的表哥林为民和当时北京市中学红代会负责人李冬民都打来电话——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工贸口的代表，我们可以被带进会场。机会突然降临，来不及考虑更多，叫上当时在办公室的张春荣、张劲辉，3个人飞奔到人民大会堂，李冬民早已等在东南门，进了湖南厅，总理正在听汇报。他们才发现忙乱之中早竟然没带上写给总理的报告！回来取已经来不及了，只能当场写一份，可是又找不到象样的纸，只好凭着记忆，由林力口述，张劲辉补充，张春荣执笔，在黄军包里找到的一张从练习本上扯下的纸（决非以后外界传闻的烟盒纸）。写下了决定他们命运的报告《首都中学生赴滇申请报告》：
敬爱的周总理：
我们是北京的中学红卫兵，我们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坚决到云南边疆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我们经过实际调查和亲身体验，深切了解到云南边疆非常有开发前途，尤其是四大工业原料之一橡胶生产更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去开发。我们向毛主席，向党，向人民，向革命前辈立下誓言：为加强国防，保卫祖国，打败美帝国主义，为了给中国和全世界人民争气，我们志愿到云南边疆做一名普通的农垦战士，为祖国的橡胶事业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我们现在已经在组织上、思想上及各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只等中央首长一声令下，我们就奔向战场！请中央首长下命令吧！我们再次坚决请首长下令。
首都红卫兵赴云南边疆农垦战士
一写完报告，又开始寻找递交给总理的机会。时间过的飞快，突然他们看见李先念离开座位向门口走去，是不是接见已经结束了？他们生怕失去机会，跑到会议厅门口守着。只过几分钟，李先念又回来了，原来他是去了洗手间。他们虚惊一场。在焦急之中不知过了多久，总理终于离开座位走出了会议厅，他们立刻迎上去面对总理那疲惫而亲切的面孔，紧张的心情不能放松下来。林力向总理自我介绍说：“我们是中学红卫兵，我们希望到南方去支边，开垦我国第二个橡胶基地……”总理看着他们，亲切地问：“你们没有复课闹革命吗？”
“总理，我们都是毕业生，要不是搞文化大革命，我们都已经毕业了。”
“那好，你们的报告我再详细看看。”总理把他们的报告揣进上衣口袋走了。
他们走出人民大会堂，不远处电报大楼的钟正好鸣响午夜一点。初冬的夜风寒气逼人，但他们心里热呼呼的，总理一定会支持我们的！<br/>第二天上午，东城区红代会的电话机响了，一直守在电话机边等消息的王树理、苏北海、何龙江争抢着拿起话筒。电话是北京市革委会打来的，让他们到市革委会接待办公室去一趟。
一个中年女同志微笑着接待了他们，然后拿出一大张纸——正是他们昨日在人民大会堂呈送给总理的报告。报告上方是总理的笔迹:“富春、秋里同志可考虑他们的这个要求，请与北京市革委会联系一下，周恩来.”旁边还有李富春副总理的批示：“是否与云南取得联系。”<br/>按照李富春副总理的指示，北京市革委会立即与云南省联系，云南省很快来了人，带来意见。第一，欢迎北京青年去云南参加边疆建设；第二，为了安全。不宜去红河州的河口，建议去西双版纳；第三，人员最好不要多，50人左右为宜。
但此消息已经传开，要去的人越来越多。李镇江、伍穗平等人5人组成的领导小组，从志愿报告者中进行挑选，最后选定了55人，他们大多是东城区几所中学的66届、67届高中毕业生。
根据云南省革委会农林小组为他们安排的行程，“北京五十五”于1968年2月8日启程。出发前，55个人在李镇江带领下，列队到天安门前毛泽东画像宣誓辞行。总政著名作曲家田光特意为他们谱写了队歌：“迈开大步，迎着朝阳，毛主席的红卫兵奔向远方……”他们高唱队歌，高举着“北京知识青年赴云南战斗队”的红旗，行进在天安门广场时，行人们纷纷驻足观望。他们准备了宣传材料、文艺节目，带上足够的药品，理发工具，修理自行车和收音机的工具。铁道部门根据上级指示，专门调拨一节车厢供他们使用。一路风尘，到达昆明后，当地党政官员，包括正在大打出手的武斗两派，都夹道欢迎毛主席派来的红卫兵。他们在昆明休整了两天后，换乘汽车，云南省军管会考虑到武斗的形势，特意派了一个武装班护送他们。就这样，他们坐了7天火车，5天汽车，终于在2月21日到达位于景洪县大勐龙的东风农场。可是汽车又继续往前开，一直开到一个山坳里，这里是东风农场的疆锋农场，一年后它改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一营5连，紧邻着中缅边界。
同年11月由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王珂等人联系组织的第二批北京知青400人抵达小勐养关平农场和澜沧惠民农场。以后陆续赴云南的知青共8000多人，其中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的三个孙女，原北京大学校长陆平的女儿，以及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钟阿城，著名导演陈凯歌。
在以后十余年的蹉跎岁月中，“北京五十五”们历经艰辛与苦难，在接受“再教育”历程中分化：其中两死一疯，把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热带雨林和红土地上；其中有的人很快青云直上，被结合到省革委会领导班子中；而大多数人在艰辛中抗争，他们中大多数人在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一大批老干部解放，他们的高干父母复职，以各种渠道将他们调离云南；只有极少数人是在1979年云南知青大返城的狂潮中返北京的。“北京五十五”们中大多数人今天依旧很风光，家庭的背景和个人素质较高，加上在云南上山下乡的磨练，使他们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如鱼得水，有的在政界崭露头角，更多的是在商海遨游，踌躇满志。
这一群雄心勃勃的拓荒者未曾预料道，他们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一时冲动，会使他们成为“文革”时期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始作俑者而载入历史。
当时，中央的高层领导感觉到搞得天下大乱的“红卫兵运动”已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全国的经济已经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因为武斗、派战，工业生产下降，农业歉收，学校停课，已经荒废学业多年的红卫兵们无事可做，如何安排他们就业出路，使他们不至于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正是最高决策们伤脑筋的一个难题。“北京五十五”自发赴边疆的壮举为摆脱国家面临的这一困境找到了一把开锁的钥匙。因此号召知识青年到边疆去，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提倡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如今国家面临着就业的压力，抗御“和平演变”的威胁，消灭城乡差别，让城镇的知识青年去边疆和农村接受“再教育”，可谓一条再好不过的良策。“北京五十五”们做梦也没想到，他们的豪言壮语，奔赴云南支边之举，会导致旷日持久，充满血和泪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启动，造成整整一代人整体命运的大迁徙。
当然，“北京五十五”为接踵而至一批批知青赴云南上山下乡打开了大门。自那以后一直到1971年，云南垦区一共接受来自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的知青共计12万。其中北京8000人，上海47600人（包括上海郊县青年农民2万余人），成都2万余人，重庆24000人，昆明2万人。

魏兆基

第二章  生产建设兵团体制下对知识青年再教育

一、文革期间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的由来

1966年，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为席卷全国乃至世界的红色风暴。在伟大领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为了批判封资修，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学校停课，数千万中学生中断了学业，他们被作为革命动力之一，过早地引入社会，成为当时红卫兵运动的基础力量。文革发展到1968年9月，随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进入“斗、批、改”的阶段。此时各地武斗的枪声还没有消失，积压多年的成堆的社会问题等待着新生的革命政权去解决。其中就有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因为参加文化大革命而滞留城市的近千万中学毕业生，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如何安置他们？

根据教育部对招生人数的统计，1966年全国在校的中学生人数为：初中在校学生共计849.9万人（其中城镇学生70.4万人，农村学生299.5万人），高中在校学生共计133.1万人（其中城镇学生121.6万人，农村学生11.5万人）；同时从1966—1968年又有1119.7万人升入初中，致使1968年的在校中学生人数达到1969.6万人。其中家住城市和乡镇的79.4万高中毕业生和519万初中毕业生面临毕业分配。由于受文革影响，国民经济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工厂企业和城市根本无法安置这600万人，如果将这么多青年学生继续滞留城市，不解决他们的饭碗和出路问题，必将会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这已是摆在最高决策层面前一个殛待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写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就指出：“看一个青年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主要看他是否愿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在60年代初，他再三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同时，提出要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产，科学实验三大革命风浪中去培养和造就千千万万无产阶段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早就说过：“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伟大领袖的谆谆教导，使文革前17年旧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经文化大革命大风大浪锻炼的数百万青年学生们的革命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逐渐高涨起来。“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其实，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为解决城市初、高中毕业生的出路问题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模式。把滞留在城市的知识青年成批转移到农村去，让他们自己养活自己，既减轻了城市乃至国家的压力和负担，使他们成为新一代的农民，也等于给他们安排工作。这在当时，对国家来讲是唯一可行的方案。但不同的是，文化革命前的知青上山下乡采取的是政府动员，本人自觉自愿的形式。而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是作为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事物之一，具有“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色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带有强制性的，是一代人整体生存状态的转移。
1968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周恩来总理9月7日在北京市革命群众大会上的发言，其中已经谈到了知识青年的出路问题：“青年们也要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面向基层，面向群众，面向生产，上山下乡。到工厂、矿山、农村里去劳动”，表明此时中央已经基本确定了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的政策，需要的只是具体的落实与宣传动员了。
9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正式提出“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说法：“从旧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与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讲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的热潮。实际上，1967年和1968年两年中，已有近2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按照1975年元月18日新华社的正式报道：全国山上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已达1200万人。从1976—1980年又有近5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10年期间，全国总计有近17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在文革期间，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城镇知识青年对上山下乡的方法主要有3种选择：(1) 到农村插队 (2) 回老家务农 (3) 参加生产建设兵团和到国营农牧林场去。知青们首选的是到生产建设兵团去。
在文化革命前，中国已经有了一个庞大的农垦、军垦系统，由国家农垦部（成立于1956年）统一管理。到1965年已经拥有2062个国营农场，260余万职工。其中军垦农场、企业由解放军的生产部队与复员转业官兵开辟，后来又陆续接收了大量的“支边”的内地城市知识青年（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革前安置了10多万上海、天津、武汉的“支边”青年）。农垦农场可分三种类型：一是复员转业军人建立的农场；二是知青垦荒队和“支边”青年开辟的农场；三是国家建立的劳改农场安排犯人劳动改造和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此外还有不少农民和“盲流”被吸收进农垦系统。
1966年5月文革开始，农垦部机关因受“文革”冲击而瘫痪，军垦与农垦系统被不停的“造反”“夺权”困扰而陷入混乱的局面。从1967年开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支援工农业生产和军事管制、军事训练）为恢复农垦事业提供了契机。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地方的党政机关多被“夺权”，只有军队还保持着原有的组织系统。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恢复各地国营农场的秩序和生产，并组建新的农场，最好的办法是借助军队的力量。在“有令既行，有禁则止”原则指导下的军队管理体制，能够解决当时党政机关（包括新成立的革委会）难以解决的问题。
随着当时中苏关系的恶化，战备工作加紧进行，军队着手大量接受改造边疆农场，更新人员，充实力量，实行军事编组，能够使军、农垦系统成为一个庞大的“准军事力量”。一旦战争爆发，这支力量可以补充正规部队，也可直接参战。
文化大革命对生产造成毁灭性的破坏，要尽快恢复生产秩序，重建农垦系统的管理，增加粮棉油及经济作物产量已成为国家当务之急，国家寄希望于军队以扭转军、农垦系统被动的生产局面。
同时，可以借助军队的力量，利用原来军垦和农垦农场的条件，建立有效的管理机构，能够解决一部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问题，以减轻各地农村安置知识青年的压力。
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是在解放军各大军区领导下进行的，卷入这一工作的有：北京、沈阳、新疆、兰州、南京、广州、福州、武汉、济南、昆明、广西、西藏等军区。从1968年开始到1970年10月为止，全国新组建了黑龙江、内蒙古、云南、广州、兰州、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山东、湖北等11个生产建设兵团和西藏、广西、江西的3个农建师，加上原有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计12个兵团和3个独立师，拥有干部、战士242万人，连同家眷485万人。被国营农场和生产建设兵团接受的知识青年为229万人，其中跨省、自治区安置的知识青年有60余万人，主要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和浙江、四川，绝大多数被编入生产建设兵团。
生产建设兵团具备安置大批知识青年所需要的最完备的组织系统。各生产建设兵团自成体系，既有严密的师、团、营、连、排、班的军事化编制，又是农工商企业的集合体。不仅能解决成批知识青年的食宿问题，还具有大规模组织青年投入开荒生产的雄厚实力。
为支持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1969—1975年，国家共拨付以生产建设兵团支出83.76亿元。其中增拨流动资金11.42亿元，弥补亏损39.76亿元，基本建设拨款33.21亿元。国家的财政支持，为生产建设兵团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证。在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基本上实行工资制，只有少数兵团后来改为评工记分，所以同是上山下乡，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与到农村插队的知青待遇是完全不同的。
大规模组织生产建设兵团，是在文革期间的特殊背景下投入最大的一场大胆的社会移民试验，是把发展军垦事业和推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结合起来的重大尝试。它的成功与否无疑将会影响全国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走向。

魏兆基

二、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建制
云南是国家重点开发的垦区之一。1955年，由4000余名复员转业官兵开辟了9个军垦农场，于1957年归省农垦局统一领导。1960年，云南省的国营农场达90个，职工总数为7.8万人，总人口14万人。1963年全省农垦农场合并缩减为40个，职工减少为65万人。
1969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组织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970年3月1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建制归昆明军区，行使军级权限，由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和云南省军区领导。成立大会的会场设在思茅0284部队的营房，以后这里成为兵团三大机关（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的驻地。从是月到1974年底兵团撤消，实行三渠道的财务管理，即中央拨基建投资，省军区拨国防军费，省财政拨流动资金。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原农垦分局、总场、农场、生产队的基础上，组成4个师，23个团，116个营，1038个连队，4个直屋企事业单位。1969年10月在西双版纳地区建立的5个水利工程团，1师在西双版纳地区，2师各团场分布在临沧地区；3师大部分团场设在德宏州内，少数团场设在保山地区；4师团场分布在红河州。到1972年底，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干部、战士、职工共计18.7万人，总人口达到29.6万人。累计接收北京（8000多人），上海（4.76万人，包括上海郊区青年农民2万余人），成都（17000人），重庆（24000人），昆明（1万人）的知识青年11万人，除以后病退、团退、升学及各种形式走后门陆续离开兵团或农场外。到了1977年底，整个云南垦区的知青还有8.71万人，为原知青总人数的70%，其中上海知青37000人，四川（包括成都和重庆）知青32000人，北京知青2900人，昆明知青3600人。
在生产建设兵团的建制下，多数兵团把营作为常规建制，一个营相当于过去一个农场或分场。每个营辖下若干连队外，还设机务队、基建队、卫生队、武装排，连队是兵团最基层的组织，连队下设排、班：
连部：连长副连长指导员副指导员 军医卫生员司务长 炊事班 文书通讯员保管（统计）员
排：排长副排长
班：班长副班长
生产建设兵团的人员构成基本由现役军人、地方干部、复员转业军人、原农场职工、知识青年等几部人组成。
现役军人干部是兵团的主要领导阶层，其中级别最低的也为副连级，大多数现役军人在调到兵团时，作为一种鼓励，职务提升了一级。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现役军人任职的干部为2700人，兵团机关干部80%以上，师机关干部70%，团机关干部50%，均为现役军人，现役军人与知青的比例为1：35。
地方干部大多是原来农场的管理干部，现地位低于现役干部，虽参与领导，但始终处于协助地位。
复员、转业军人在部队都是班、排长，复员、转业到生产建设兵团后，成为国家的正式职工，俗称“老兵”。他们的原籍多数在农村，生活比较艰苦，所以愿意到兵团来，他们到兵团后，纷纷把家庭从农村接出来，以后又为他们的家属解决了“农转排”问题，也成为兵团的正式职工。
原来农场的正式职工构成较为复杂，主要为60年代从湖南迁来的农民，被称为“老职工”，还包括少数劳改释放就业人员，对这种人知青背后称之为“二劳改”，他们的政治地位最低。
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初建时，连队干部由现役军人，复、转军人和地方干部担任，但很快选拔了一批知青担任基层干部。两年以后，不仅班、排长基本由知青包揽，连队的副职（副连长，副指导员）也大多数由知青担任，甚至出现了“知青连长”。还有少数出色的知青被提拔为营、团干部。到了兵团后期，知青干部越来越多，大多数连队已没有了现役军人，只有营长、营教导员是现役军人。如4师17团（后改为弥勒东风农场）在编人员为4651人，其中知青为1200人，复员、转业军人200余人。人数最多的1师6团甚至下辖23个营，在勐润曼巴山下的6团19管辖12个连队，连队的人数差别也很大，新建的垦荒的连队由于物质基础差，人数只能容100多人，而物质基础较好的老连队人数多则数百人。在勐龙的1师2团（即东风农场），有知青近2万人，其中上海知青近8000余人，2师7团（勐定）仅成都知青就有5000余人。
生产建设兵团人员构成的复杂性，并由此产生的不同政治、物质待遇，造成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矛盾的逐年积累，终于使云南垦区成为一堆一根火柴就能燃着的干柴。

魏兆基

三、兵团对知识青年的动员和安置
从1968年开始，为组织生产建设兵团，各地媒体在报道上山下乡热潮的同时，开始大量宣传生产建设兵团的活动，称其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而城市知识青年们对生产建设兵团和军垦事业的了解主要来自文革前的电影、话剧、小说和诗歌。如电影《老兵新传》《年轻的一代》《军垦战歌》（纪录片），小说《军队的女儿》《边疆晓歌》，诗歌《我坐在西去列车的窗口》。解放军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生产建设兵团是属于解放军序列的，当然就有了不同于农村的吸引力。
1968年—1971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大、中城市征召知识青年，这一工作，大体上是按照国家的安排进行的，并得到北京、上海、昆明、成都、重庆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的大力协助。对于准备上山下乡的中学毕业生来说，去兵团肯定比到农村插队强多少倍，大多数青年受毛泽东诗词“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影响，都对穿黄军装，背枪放哨的军营生活充满向往。知青的家长们把孩子交给兵团好象更放心一些。因此兵团在城市招收知识青年的工作是很顺利的，况且还派出征招的干部在动员地区还做了不少“拔高”的宣传和“现身说法”的教育，其中最突出的是1971年春派往成都、重庆招收知青的现役军人干部是这样宣传云南的美丽、富饶的“头顶香蕉，脚踩菠萝，不小心摔了一跤，一手碰到了甘蔗，另一只手抓满地花生。”
兵团招收知青工作大致经过下列程序：
1、组织落实：兵团招兵人员与各动员城市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等机构商讨招收知青的方案，确定人数，指定招兵学校。
2、动员：由兵团招兵人员和各学校革命委员会，工宣队、军宣队共同组织宣传活动。召开动员大会，宣传前往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伟大意义，并讲明加入生产建设兵团的条件。
3、报名：各毕业班以班为单位，组织符合条件的学生报名填写志愿表。
4、体检：安排报名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的毕业生进行体检，兵团一般规定参加兵团的知青需年满16周岁，身体健康，身体条件不符合参加生产劳动或有严重慢性病、传染病者不予录取。
5、政审：对报名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的毕业生进行政治审查。政审的标准为“本人作风正派，家庭和本人历史清楚，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下列情况的毕业生兵团不予接收：(1) 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本人表现不好者。(2) 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子女；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子女；直系亲属被镇压者，有海外关系或社会关系复杂而不清楚者。(3) 本人道德品质败坏或思想反动者。
6、录取：宣布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的毕业生，发放录取通知书，并告知起程时间，发给乘车证与购物证等。
7、准备物品：被录取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的人凭证去购买当时计划供应的棉被、蚊帐、肥皂等物品，并把箱子等大件行李按时送到指定地点一同发运。
8、启程：安排列车将录取者陆续送往云南垦区，动身那一天在学校或车站举行大规模的欢送活动。
大多数毕业生是带着“屯垦戍边”的热情和军营生活的梦幻自觉加入生产建设兵团的，有的人甚至放弃了留城招工的机会。如上海66届高中毕业生大多安排到工厂企业，但1968年12月首批赴滇的上海知青中有不少是66届高中毕业生。有的人因政审不合格而多次找兵团招兵的领导恳求，甚至写血书表示决心；有的人还隐瞒了病情。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一些父母正在“挨整”的干部子弟，选择兵团作为“栖身”之地，一旦有机会，再各显神通脱离兵团，北京知青不乏此类。因为他们都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和社会关系，因此头脑里从一开始就没有“扎根边疆干一辈子革命”的想法。还有不少家庭困难的人选择去兵团是因为那里实行工资制，生活有人管，过集体生活，吃饭有食堂，比去农村插队挣工分不知要强了多少倍。
被兵团招收的知青，主要是1966年至1971年的高、初中毕业生。上海第一批去云南兵团的知青共计1000余人，都是本人报名，经过招兵人员的严格审查挑选出来的。他们出发动身的那一天恰恰是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到那里去是大有可为的”的号召前一天。时任上海市红代会常委的金训华护送他们去云南（金训华返沪后，又去黑龙江逊克县插队，1970年8月为在洪水中抢救两根电线杆牺牲）。欢送他们去云南的热烈场面，至今历历在目。30年后在他们编辑的《上海知青在西双版纳》的画册《勐龙印痕》的首页“离别上海”中写道：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上山下乡，
一夜之际席卷了中华大地。
哭喊，笑语，默言，叮咛……
欲哭无泪，一路无奈
千百万孩子的迁徙
撕痛着一民族的心灵
青春岁月的蹉跎
饽结了一个历史的擅瘿。”
在父母兄妹、师长、亲朋好友与他们挥手告别之际，他们不曾想到：随着列车出发的汽笛声，他们懵懂出走的大上海，在数年后成为他们梦寐以求回归的殿堂。在这稚嫩急促的步伐迈出之后，他们的人生道路竟会如此艰难，漫长。
他们坐了整整两天的火车才到达昆明，从昆明出发到达西双版纳，公路全长800余公里，逶迤盘旋于崇山峻岭，一路飞沙走石，整整五天的行程，不少人一路呕吐，不论男女，一个个蓬头垢面，这1000余名首批上海知青大部分被分配到东风农场（领队人是闸北区的周公正，现在上海市包装印刷技术协会工作），一部分被分配到勐蜡农场（带队的是徐汇区的郭永祥，现在徐汇区副食品公司工作），还有一部分人分配在橄榄坝农场（带队的是静安区的史剑秋，现在云南省委党校工作）。
第二批进滇的上海知青是1963年3月2日离沪的，原定计划去3万多人，实际去了12万多人，这一批人被分配到西双版纳自治州和恩茅地区的农村插队，后来在中共“十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朱克家就在这一批，他被分配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腊县勐仓公社插队。最后一批上海赴滇知青人数约3万多人，在1970年3—4月间分几批进滇基本分配在景洪、东风、勐养、橄榄坝、勐腊、黎明几个团场。1978年带头发起云南知青请愿活动的丁惠民就是这批的，他被分配在景洪的1团10营10连。值得一提的是这批进滇的3万多上海知青中近2万竟是上海郊县诸如川沙、嘉定、南汇、奉贤、松江的青年农民，大多数只有高小、初中文化，因为上海郊县人多田少，他们也被作为知识青年动员到云南上山下乡去了。
1991年，当年赴滇的成都知青编写了一本云南支边生活纪实《青春无悔》，该书的主编之一，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工作的金平回忆：“全市几乎所有的商店都设立了‘知青专柜’。几乎所有的‘专柜’前都挤满了知青。他们在棉花店买了棉絮，又在蚊帐店买了帐子。布店关了铺板门口贴着——‘劳动布已售完’。搪瓷品专柜排着长队，售货员一见佩带着‘支边青年’黄布胸章的，老远就喊：‘喂——过来，过来，你是到云南的，先卖给你’”。洁白的瓷面喷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八个红字，“嘿，一回能装两斤饭的”他当时好奇地想。临离开成都那天，金平的妈妈还在学习班里受审查，一分钟也不能请假，他爸爸所在的“五七干校”在抢收抢种，谁也不许探亲送孩子。前几天父亲托人捎回一句话，说云南的知青专列经过成昆线，要从他所在的弯丘“五七干校”经过，他会早早地去铁路边等儿子。
金平他们乘的这趟知青专列走走停停，“父亲带着馒头和水壶死死守在铁路边，从凌晨到黄昏。当列车一转弯，驰过残阳斜照的土坡，我看见父亲迎风而立的身影从窗前一闪而过，我挥身窗外高叫‘爸爸！爸爸！’”他却难以听见，我的心简直裂成碎片……多年后父亲告诉我，在铁路边等候孩子的父母不止他一个。火车隆隆驰过的那一瞬间，他依稀听见了我的呼唤，便不顾一切在铁路边跑起来，趔趔趄趄，他想看见儿子。但眨眼功夫，火车驰过，空谷回音，他弯腰从枕木上拾起我从车上扔下的字条：“爸爸，我走了，我会照顾自己的，你别难过……金平的回忆，代表了当时千千万万个作为知青父母的苦痛心情，他们不放心呀！孩子们要去的是莽荒的西南边疆，在古代是充军发配的地方！
北京知青除“北京五十五”经周总理批准于1968年2月进滇后，从1968年—1971年共有8385名北京知青被安排在西双版纳的1师各团场和红河州的4师各团场。四川知青41068人是集中在1971年到达的。他们是四川省文革期间培养的首批初中毕业生（即69届），他们多由1969年春季入学，两年学制，学完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本相当于初中一年级的《数学手册》。其余的时间都是下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和军训，基本上没有学到什么文化知识，而且年龄特别小。他们报名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时，最大的仅17岁，大部分15岁、16岁，极少数还有不满15岁的，连基本生活能力都没有。其中成都知青16652人，被安排到滇西2师（临沧），三3师（德宏，保山）的瑞丽、陇川、芒市、盈江、宾川、沧源、勐定等农场。重庆知青24400人，基本上安排在一1师（景洪）、四4师（红河）的景洪、东风、勐腊、橄榄坝、黎明、勐养和河口、弥勒、文山、金平、勐海等团场，加上昆明知青7038人。到1971年底停止接收知青为止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人数总计为：11万余人（包括文革前志愿来云南支边的昆明、四川知青）。
新建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有足够的发展空间，新建点多，最大的1师6团（在勐腊县）建有23个分场，其中半数以上是新开垦的荒地，故6团接受的知青人数最多，生活条件也最艰苦，在兵团后期，这个大6团又分为3个团，即原6团（勐棒农场），19团（勐醒农场）和20团（勐满农场），二团（即东风农场）安置了近2万知青。其他一般团场均安置了5000多知青，连规模较小的1师5团（黎明农场）在1968年8月至1971年7月间先后接收了8批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昆明的知青4420名。

魏兆基

为了保证知青来兵团后有基本的生活条件，政府特别拨出一笔费用作为知青的安置费，并作出一系列具体的规定。
1970年8月20日，财政部发出《关于安置经费的开支标准和供应渠道的试行意见》，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享受的是国营农场的待遇，每人的安置费400元（包括部分建设资金）。从1966年到1976年国家拨付给农垦系统的知青安置费用共计11亿元。半数以上由生产建设兵团支配使用。
由于知青的“安置费”掌握在各级领导手中，为了防止挪作他用，中央安置办公室、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联合于1970年6月23日发出《关于加强安置经费管理使用的通知》。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集中，安置费数量大，除了用于建房外，其它花销也多用这笔经费支付，所以挪用知青安置费用的现象比较严重。给知青建住的房也比较简陋，好房子都由各级领导占用，师、团机关建房超标，干部家屋占用知青住房的现象相当严重。
在新建房子没有建好之前，大批涌来的知青只能挤在原来农场破旧不堪的房子里，车库甚至牲口棚里，在一些新建的连队知青们只能住在用毛竹、茅草、油毡搭成的简易棚里。现在湖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工作的何明军，是1971年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6团1营的重庆知青。他说1师老6团有300多个连队，其中半数是沿着中老（挝）边境线建的新连队，近200多号人，只有10几个湖南籍的农场的老职工。其余多数是知青，住的都是茅草棚、竹篱编的墙。为防止透风，仅糊上一层报纸，雨季经常漏雨，这种茅棚住了差不多有两三年，以后各营都成立了基建队，烧砖瓦，陆续盖了些土坯或砖墙房子，而有些农场由于不重视改善知青的住房条件，多年来一直住茅草简易屋里，一直到1978年知青大返城前，东风农场四分场九队、十二队有些知青住的房子，全部没有门；女知青用塑料布遮一遮，男知青干脆不挡。
生产建设兵团的人员来源不同，工资水平和生活待遇也不一样。现役军人享受正规部队中军官的同样待遇，地方干部按国家干部待遇规定领取工资，职工（包括原来农场工人、复员、转业军人、知青）实行工资制，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因地区差别，知青的工资每月为28元。除了少数知青提拔为干部，待遇有所改善，其余基本上是拿每月28元工资，一直到1979年大返城离开云南。
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由于劳动强度大、油水太少，每月粮食定量只有35斤，根本不够吃，不少知青靠家中寄全国粮票来接济。副食供应更差，基本上见不到油。一、两个月吃一回猪肉，当地的猪喂的是芭蕉心，猪吃了总不大、很瘦，更谈不上膘肥体壮了。云南地处亚热带，四季如春，蔬菜生长是不成问题的，不少以知青为生的连队，由于年龄太小，大多15、6岁，缺乏种菜的经验，连队炊事班好不容易种的菜，刚长出来，就被人一偷而光。所以食堂供应的菜总是清水、水煮萝卜、煮白菜、煮海椒、煮木瓜、煮韭菜，有时实在没有菜了，干脆往开水里撒一把盐，全透明，故称“玻璃汤”。饥肠辘辘的知青去偷老职工家的鸡、种的菜，与老职工的矛盾日益加剧，更有甚者，有的知青把埋在土里染上猪瘟病的死猪，半夜里扒出来，刨去皮，去掉内脏，将死猪肉也煮吃了。
大多数知青只能靠家中寄包裹，或趁两年一次的探亲假，回来总是两个大旅行袋装着腌肉、菜油、猪油、辣子、咸菜来打发日子。即便带回再多的副食品，也经不起同住一舍的战友共享，往往一个星期都吃光了。

魏兆基

生产建设兵团把大型国营农场直接与国防需要相结合，同时又在所属的范围内将本由地方政府主管的文教卫、金融、商业，税收等部门完全收归为兵团管理，形成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有的、一个大而全，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体系和准军事化组织。在这种模式下运转的管理机智，实际上处于摇摆在军队与地方体制之间。当大批知青从各地涌入兵团后，很快便暴露出安置不当，生活极其困难，管理粗暴，组织混乱的一系列问题。
当初生产建设兵团设立的模式是“工作队，战斗队，生产队”，生产、战备、政治运动、大批判，使得兵团生活节奏非常紧张，而来自北方的知青又面临着极不适应的亚热带雨林严峻的自然环境与气候，艰苦的生活条件，繁重的甚至超复合的体力劳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兵团管理体制的弊端而形成日益激化的各种矛盾冲突，在广袤的红土地上消耗着宝贵的青春年华。兵团的列车，就这样在建设边疆，以备战备荒的名义下，拖着这10万疲倦的、正处于青春躁动期的10万知青大军费力地往前走，直到最后的解体。
四、知青们面临着亚热带雨林，严重的自然环境的挑战。
10多万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成都、昆明的知青们根本没有想到他们向往的美丽、富饶的云南红土地，孔雀的故乡，莽莽大森林，遍地鲜花盛开，哪怕往土里插一根筷子也能结出果实来。作为亚热带雨林的生态环境与气候，还有令人惊栗、可怕的一面，这是来自北方大城市的青年学生们一时无法适应的。
初来乍到，知青们热情很高。住茅棚，睡竹床，点煤油灯，喝“玻璃汤”。他们不仅不觉得苦，反而觉得很浪漫、自豪，首批进滇的“北京五十五”中的一位女知青在日记中写到：“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一想到我们今天开荒地住草房，正是为了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人民。我就感到热血沸腾，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但是这种炙热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立即被西双版纳亚热带严酷的自然环境征服了。每天拂晓，知青们便扛着斧子、锄头、芟刀上山砍柴。为种植橡胶树开荒造地，亚热带植物群落象密不透风的绿色屏障，知青们必须竭尽全力同杂草、灌木、藤蔓、大树搏斗。一寸寸，一层层地砍柴，然后才能为种植胶树争到一点空间。
太阳出来了，亚热带的烈日是灼人的，它很快吮干人们的汗水，一会儿就精疲力倦了。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隐藏在亚热带雨林中各种令人恐惧的小生物：毒虫、野蜂、疟蚊、瘴气、蚂蝗便开始向人们进攻，防不胜防，不断有人被叮伤。在知青中流传着一首顺口溜：“云南有四‘马’/四马为何物？/蚂蝗、蚂蚁、马蜂、马鹿虱”。密布在雨林中的蚂蝗，隐蔽性特别强，只要你一走进丛林，它们总能钻到你腿上，拼命地吸吮你的鲜血。防蚂蝗的帆布腿套根本不管用，这种蚂蝗寸把长，土灰色，脑袋扁扁的。象铲大概有对人体的气味有特异功能，抑或是长期处在嗜血的饥渴中，使人恶心而惊恐。西双版纳的蚊子特别大，每天傍晚是蚊子活动最猖獗的时候，这些蚊子根本不怕人。它还将吸血管穿透过你的单布衣裤，再刺进你的皮肤去吸你的血，只有躲在蚊帐里才能免受其害。山上的红蚂蚁、黄蚂蚁、黑蚂蚁成群结队，火柴棍粗细，你千万别碰上，它们蛰人奇痛奇痒。最麻烦的还是马鹿虱，这是一种只有绿豆大的寄生虫，会随季节的变化改变颜色，以保护色麻痹人。它一上人身，先将皮肤麻醉，然后钻进肉中，奇痒难忍，你抠都抠不出来。4师16团11营一位重庆女知青去山上砍草，发现下身不对劲，用手去挠，越挠越痒，急得大哭起来，跑回宿舍，打开内裤一检查，找到了该死的马鹿虱。同伴们用针挑，用火罐拔都不济事，最后只好送到团部医院，动手术剜掉这块肉，挑出那只马鹿虱。